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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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已有英、法、日等14个语言版本

内容简介

失业必然导致贫穷，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改善生活吗？在美国，数百万的底层劳工终日工作，却只能赚得每小时6—7美元的时薪，他们要如何生存，又是否能够走向成功？
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作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去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她为此制定了严苛的执行标准，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力求贴近低薪阶层的生存实态。在化身底层劳工的这段期间，作者流转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先后当过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也遇到了许多拥有不同背景、个性迥异的上司与同事。作者将自己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展现了底层劳工在薪资、住房、医疗、雇佣关系等各方面的生存实态。

作者简介

芭芭拉 ·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畅销书作家。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常出现在《哈泼》《国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中。她出身底层，父亲是矿工，前夫是卡车司机，因此特别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活。至今已出版21本著作，代表作有《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品《M型社会白领的新试炼》（Bait and Switch: 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2005）、《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 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2008）等。
译者：林家瑄，1973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硕士，曾任艺术行政、期刊编辑，并从事翻译。译作包括《两位严肃的女人》《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等。

前言

不同于电视情景喜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另一个美国是一个被其自身忽视的隐密大陆。很少见诸报道的关于美国梦的真相就是，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在这个国家中，那些做着基础工作的人们，只能拿到低于生存标准的薪资。

芭芭拉·艾伦瑞克潜入最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那里的人们整日工作，挣扎着想要在社会上获取一个立足之地。她先后当过女侍、旅馆房务员、看护之家助手和沃尔玛的售货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任劳任怨、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没有晋升阶梯的底层世界。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再到明尼苏达，她在贫富领域的发现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对一个健康的单身女性来说，她所得到的报酬并不足以养活她自己。甚至，对于那些住在廉租房、汽车旅馆、房车公园的人来说，他们做着一份累得自己腰酸背痛却只有最低报酬可拿的工作，所赚的钱还不够支付房租、交通费和食物费。低收入者们是如何生存的？答案是他们根本生存不下去。只有那些身体强壮得足以做两份工作，或是能与别人合租房子的人，才能够生活得下去。

艾伦瑞克对那些丑陋可恶的雇主的描述，会给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曾在一家名叫“女仆”的清洁公司工作，依照严格的规定清扫工作必须快速完成，而且一整个房间只能使用小半桶脏水，还要背着像机关枪一样重的真空吸尘器，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冲刺。这些房屋清洁公司，雇佣了大量穿着闪亮工作服、领着微薄工资的员工，来为那些因为过于富有和忙碌而没时间自己打扫的人清扫他们的家。这些构成了美国高级住宅的生命维持系统，也严重损害了那些清洁女工的身体健康。

雇主们付给员工的薪资越少，就会越急着去榨干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分每秒都以一种侮辱性的方式监管着他们，而这种侮辱性的方式若再进一步，恐怕没有哪一位工人可以忍受。当没有客人时，一个女服务员可以坐下来休息？不可以，想都别想！雇主们总可以找到些事让她保持忙碌的。有一天，艾伦瑞克独自一人被留在看护之家，去应对一大群神志不清的老年人。又有一天，她试图分担一位受伤的（而且是怀孕的）女同事的工作，而这位女同事则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的体弱，就会丢掉这份工作。艾伦瑞克还有一位同事非常贫穷，以至于每天的午饭都只吃一包“立体脆”。

艾伦瑞克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记者，也能对其所揭露的社会经济的怪异之处做出犀利的评论。她预先假设，若一个富裕地区存在劳力短缺的状况，当地薪资一定会上涨。当然，在单纯的资本主义模式下，一个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会倾向于开出最低薪资吗？所以，她前往满被招工广告覆盖的明尼苏达州，最后在沃尔玛找到了一份低于生存标准的时薪7美元的工作。她发现，她的一些同事可能正住在慈善收容所中。当劳工在供需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穷人并不是理想的市场模型，他们太贫穷了，以至于只能在一份份工作中仔细挑选。这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不敢冒着失去一周薪资的危险去换工作，担心会被人从租房中赶出去或是挨饿。想要仔细挑选更好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会有冗长的申请、面试、羞辱人的药物测试和等待——所有这些都要花费时间，这些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雇主们谋算着要降低工资，却不把工资标准张贴出来，这就是使得雇员没办法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是可去的——当然也没有工会。在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设施的城市，人们出行依靠自行车或是搭朋友的顺风车。他们不可能对整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冲击，所以在这个不平等的市场中，劳动力并不会像资本一样随着机会的起伏而发生移动。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就近年来生产效率的增长而自我称贺：《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全国的工资数据统计中，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涨幅是不明显的”，并引此作为经济健康的一个信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最低工资标准，而90年代的经济繁荣已经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水平下降的刺激：现在的低收入者所挣的钱实际上只有30年前的91%。在美国福利制度的新规定下，一个人最多只能接受5年的国家供养，大量的家庭将要被驱逐出福利系统名册，艾伦瑞克记录下了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即便他们找到工作，甚至工作一辈子，从来不撤回社会保障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他们没办法勉强过活。

英国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如同美国一样，这里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增长。1/3的劳动力所挣的薪资，低于欧盟的“体面”工资指数平均值的60%；而且对于居于社会经济最底层20%的人来说，很少会有晋升或离开的机会。拿着低薪资、做着不稳定工作的人们，会在绝对的贫穷线上下挣扎，但几乎没人能够远远地甩开它。

英国与美国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是一个欧洲体系的福利国家，想要努力救助处于最边缘的贫困人群。艾伦瑞克发现，对美国的穷人们来说，正是房租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某地的土地价值增长，开发商们就会用出得起的价钱买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把它们变成高档公寓，穷人们就被赶到边缘地区，甚至房车公园的租金也会受住房短缺的影响而上涨。在英国，社会住房可能会把穷人限制在那些通常条件很差的贫民区，但是在所有城市的中心也仍有一些靠近工作地、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有“住房补助法案”，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私人出租房或是地方政府出租房的租金补助。保守主义者经常审视这个庞大的“住房补助法案”，但是正是这个法案，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让英国的穷人和低收入者们避免沦为美国式的境遇凄惨的乞丐。现在，尽管那些无子的家庭还在依靠4.10英磅的最低时薪挣扎求生，只有一个挣钱者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接受“工作家庭税收津贴”。英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但它使得这种英美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比很微妙。

然而，芭芭拉·艾伦瑞克所报道的深层真相，不仅适用于美国，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两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服务都依赖那些赚着养不活自己薪资的人。他们从事的不是一些边缘性的工作，而是一些必须要有人做的工作——在护理之家照顾老人，清洁住房和办公室，在餐厅工作，在商店服务。这些行业已经把他们的员工数删减到最低，压榨尽他们最后一点生产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报酬越好，这些服务也就越少。如果最低工资被设在一个体面的标准上，挣得更多的人就不得不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支付。“啊”，经济学家们就会说，“那样低收入者们就会漫天要价而无人问津，只会单纯导致他们失业而已。”但是，当艾伦瑞克寻找可从事的服务性工作时，显然这些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劳工来说，照顾老人就不是一个会消失的工作。

30年前，我曾经去过伦敦旅行，做过那些不需要任何技巧的工作，看到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浪费人们的才能，而且还是艰辛、劳累、无趣和低薪资的。我曾写过一本名为《一种工作人生》（a working life）的书，讲述了我先后一系列的工作经历，从一家位于阳光港口的肥皂厂、一家里昂蛋糕厂、一家位于伯明翰的汽车配件厂、一家医院，再到其他地方。自此以后，英国爆发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地震，见证了一个庞大的占工薪阶层总数2/3的人群上升到了白领阶层，过上了拥有自己住房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子女也随之拥有了更好的教育与机会。举例来说，在1971年，7个人当中有1个人上过大学，现在是3个人当中就有1个。但是仍有30%的人被抛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从事服务行业的低收入劳工，而且境遇比起以前还更糟。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他们已经丢掉了传统的工会成员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在过去可以保证蓝领们拿到体面的工资。

工会成员的身份仍可以将较好与较坏的工作场所区分开来。现在只有19%的工会成员在私营部门工作（国营部门则是一个更好的雇主），而且服务业的员工们比以前更加无助。伴随着“工作家庭税收津贴”，国家开始介入到最低薪金的问题上——但是市场依据商品真实耗费而进行标价的失败，为什么要由纳税人来买单呢？

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干巴巴的材料，但是芭芭拉·艾伦瑞克的书却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读本。现在的新闻几乎不再涉及贫困的问题，而且工会也不再成为新闻题材。所有西方社会的自我形象，都被设定成有消费热点、可以向上层流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前景不断上升。在英国，平均生活标准在过去10年中上升了30%，而且可能在未来

在线试读

序章准备开工
这本书最初发想的地点，是在一个颇为奢华的场所。一天，《哈泼》杂志的编辑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带我到一家法式乡村风餐厅，讨论我未来可以替他们写些什么文章。那里光一顿午餐就要价30美元，印象中我吃了鲑鱼和田园沙拉。当我们的对话转到贫穷问题上时，我对这个比较熟悉的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题材。譬如说，那些缺乏专业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尤其是几近400万名的女性，她们因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又该如何靠着一小时6或7美元的薪资生存下去？接着，我就说了一句后来有很多机会感到后悔的话：“实在应该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闻调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实际到那些地方亲身体验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轻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新进记者。但这时拉方脸上露出有点疯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样子。过了长长的几秒后，他吐出三个字：“你来做。”
上一次有人劝诱我舍弃正常生活去从事工时长而低薪的劳动工作，已经是7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数十名（也许数百名）60 年代的激进分子开始进入工厂，想让自己“无产阶级化”，并在过程中组织起工人阶级。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们付钱让这些想成为蓝领阶级的孩子上大学，也同情这些激进分子试图加以“提升”的对象。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离我从来就不遥远。在许多时候，它其实让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写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姐姐做过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电话公司客服人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她必须一面工作，一面不断跟她所谓的“薪水奴隶的绝望感”对抗。我和已结婚 17年的先生坠入情网时，他还是一名时薪4.50美元的仓库工人。当他最后终于逃离那里，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时，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父亲是一名铜矿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矿场就是在联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更是一项责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发声，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虑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员还于事无补地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其实我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计划。例如我可以改用新进人员的标准来发给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钱和一些生活费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就得了。若以我们镇上一般平均6至7美元时薪的薪水，租一间月租大约 400 美元的房子住，最后加总出来的薪水和支出也许可以勉强平衡。但若我们谈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单亲妈妈，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协助，如食物券、医疗补助、住房和儿童照护津贴等的情况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门到外头去体会就已经知道了。全美游民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在1998年（也就是这项计划进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内的平均数来计算，一个人需要赚到8.89美元的时薪，才能租得起一间附一个卧房的公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则估计，在符合福利政策补助资格的人之中，每97人只有 1 人能取得这种工作，赚得“让人活得下去的薪资”。我干吗还费事去证实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呢？等到我再也无法逃避这项逐渐逼近的工作时，我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以前认识的一名老人，他会用计算器算好账本上的收支结果，然后再回头用笔把每一笔账目的数字算一遍，只为了确认先前的结果没错。
到头来，克服我内心犹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名科学家，而事实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在这个领域里，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里，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也许，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毕竟，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样，有30%的劳动人口都靠着8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那么他们大概找到了某些我还不晓得的秘诀，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或许，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又或者在另一方面，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身体上、财务上和情感上的），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无论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脏手，走出去实际做。
秉持着科学精神，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很显然地，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项原则是，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确实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厕所里读书。第三项原则是，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来也证明，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例如在 1998 年春末，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Key West）进行这项计划时，我曾跟面试者说，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2000年初夏，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而计划进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放胆痛斥雇主一顿（虽然是私下地，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向未来的雇主推销自己，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有时候（虽然不是每次）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我住在西屿的时候，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作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此外，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在这点上，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结果，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而在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写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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