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外交官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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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刀笔小吏展露头角初试牛刀
第一章　豪门出贵子
每个人的家族都有其历史渊源，名人的家族背景更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越是名人，其家族背景可能越显赫、离奇。本书的主人公李鸿章家的背景便是如此，他降临到人间的那天是“财神”的生日，他的父亲原是司法官，他们家发端于一口传说具有神奇魔力的熊砖井……
“财神”捎到人间的神童
按照传统习俗，过了阴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因为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决定的。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接“财神”、欢庆“财神”生日的时候，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因为又有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位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婴儿，就是后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的李鸿章。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湖盆地，土地广沃，溏水停注，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
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欣然应允，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因而李门祖规为：“许李二姓不准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姓通婚则不禁止。”跟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
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处家恭俭”，从最初“清贫无田”发展到后来拥有200余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所以时常受到人家欺凌。
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字凤益，处事“不畏强御，申辩得直”，从而逐渐改变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状况。
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后，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李殿华虽然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众多，家大业却不算大，所以他能够分得的财产为数不多。所以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贫困的似相抵牾的记载。其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
李殿华生有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家庭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但李殿华坚持“耕读”之家的根本，一刻也不放松对子弟的督教课读。
李文安即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生于1802年。李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同由李殿华亲自督课，每当作文写成之后，李殿华必先加以详细审阅，指出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李文安少时多病，天资“中下”，所以李殿华让他随长兄李文煜读书。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李文安专心攻读，初步奠定了做学问的根基。
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自1822年起，李文安一面继续刻苦攻读，一面设馆授徒。
从1825年开始，数次参加江南乡试，多次名落孙山后，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
瀚章本名章锐，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年自号钝叟，生于1821年（道光元年），文安说他“性本敦笃”，“幼弥精勤”。因父亲在京任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训，专攻举业。他虽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场不顺，乡试受挫。1848年文安还赋诗寄情说：“愿即策远志，捷足出风尘。”不料，第二年即获得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据说，湖广总督裕泰一见李瀚章，“奇之，曰：‘他日继吾位业必李令也。’”因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3000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镇压陕甘回民起事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李瀚章可以说是李鸿章最重要的政治奥援。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谈，号季荃，1825年（道光五年）生。凛贡生出身。据说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终于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命时，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xùn）、张謇（jiǎn）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年（道光九年）生。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据说，他“性孝友”，能够“先意承志”，深得双亲的欢心。他“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做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当然，他因“好谈经世务善理财”，也曾外出做过瀚章、鸿章的帮手。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资质中人，个性倔强，落笔潦草，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弱冠南旋应试不果。他“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帮助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做过事。他后来“乞假引退，侨居芜湖”，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年（道光十五年）生，比李鸿章小12岁，自幼聪颖过人。监生出身。据说，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直气”，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而，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39岁便郁郁而终。
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鸿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21岁考中举人，24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周氏是其原配，比李鸿章大两岁。俩人在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完婚。李鸿章考中进士后，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李鸿章在京任职时，周氏则待在安徽老家。周氏于1861年在南昌湘军大营病故。原配周氏病故后，赵小莲成了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这位继室夫人的家世显赫，四代人均有高中进士者。赵小莲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状元，曾任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其父赵畇是道光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为同治朝进士，侄子赵曾重是光绪朝进士。周氏夫人病故后一年，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不久与24岁的赵小莲结为伉俪。此外，李鸿章50岁时还纳一比他小30余岁的莫姓女子为妾。赵小莲死后，莫氏被扶正，被诰封为一品夫人。
总之，李鸿章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都在其身上留下了深深印记，就连他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也深深打上了家庭的烙印。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代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一步又一步，并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了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一口“神井”旺了门庭的风水
在中国，几乎每个名人的发家都与神话故事有关，以此来衬托他与别人的不同。李鸿章的发迹也有着这样的传说。据说，李家最初的发家得助于一口神奇的井，这口井在合肥市以东三十里。现在从合肥市中心乘中巴向东走，大约一个多小时，就会来到一个过去叫肥东县磨店乡的地方。这个地方论实际规模，似乎算不上个镇，顶多是个集市，现在虽已划入市区，但“开发”还远远没有跟上，举目望去，仍是农田和村舍居多，脚底下还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空气中弥漫着农村常有的稻草和牛粪的混合味道。集市的北部有个不大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现在叫祠堂郢村。
这个村庄就是本书主人公李鸿章的老家，因为李鸿章在清朝的官衔，所以早在一百多年前，这个村庄就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村里不仅有李家老宅、李家池塘、李家的拴马桩，村外还有大面积的李家的坟冢和护坟田。转眼一百年过去了，这个家族的高墙深院和荣华富贵，也伴着远去的岁月，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唯一还“值钱”、还时常被提起的，就是村头路边的那口古井。
说起这口井，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这是当时明朝一位姓熊的地方官员带人挖掘的，所以史称熊砖井。无论是明清时代的肥东地方志，还是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献，都有记载。这样一口井，若是在大城市，恐怕早就被罩上了铁丝网，旁边竖了牌子，要想一照芳影还得收费也说不定。可这是在乡间，凡事似乎都打了折扣，没人来保护它，没人竖牌子，每天早晨晚上，村民们仍来挑水做饭，它的使用价值和别的水井没什么两样。
这口井在人们眼里，跟其他井的用途虽然没有区别，但是据说这口井有着非凡的法力，能给人以福音。正因如此，当年就有一个官员，为求保佑，特意从井栏上敲下一块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现在看到的熊砖井，的确有一处豁口特别大。至于那个官员后来有没有高升，不得而知。但在这井旁边生活了多少代的李家，最后倒是真的发家了。
李家人认定这口熊砖井有法力，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依井而居，死了之后就绕井而葬。他们中有的人在外闯荡了若干年后，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又回到了这里。还有些人即便活着的时候并不住在井边，但死后也葬到了井边！
李家的三世祖就葬在熊砖井以西的大老坟，是片离熊砖井仅半里地的松树林；四世祖也葬在大老坟；五世祖葬在熊砖井附近的小老坟，离井只有一里路；六世祖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葬在熊砖井以北的枣树林，李家人称之为井上坟；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葬得也不远，离井数里路。到了李鸿章要入土为安的时候，他葬得虽远一点，但也没出肥东，在从熊砖井到合肥市的大路边上，离城十五里，地名叫大兴集。在这前后，他的兄弟、儿子，以及侄子、侄孙许多人都回到这里长眠，只有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这个驻英公使、“海派”人物，葬入上海的万国公墓。
李家人就是从这儿走出安徽，走向华北、华东、华南和沿海一线，进而走向世界的。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回来。二百年间，天翻地覆，物是人非，后代早已散居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国大陆，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澳洲、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安居乐业，和他们的老祖宗一样，从事“洋务”的居多，干文教事业的也不少，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讲起安徽合肥，只要说是姓李，他们就会掰着手指头“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地计算一番，然后判定你是哪一房，是不是他们老李家的嫡系。年纪大的，还会提起“熊砖井”。这口熊砖井，现仍蹲在那个原先的地方，蹲在那个无数李家人走向新天地时的村口路边。过去是这个姿势，现在仍是这个姿势，远远的，用它那残缺的井栏，切割着乡间的风景。它已伤痕累累，最深的绳沟已能伸进一只成人的手……每天，仍向村民们奉献着清清涟漪。第一个背井离乡去闯天下的李家人，就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他是李家“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八代人中的第一代人。
当过司法官的严厉家父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
李文安时的李家，还是“家风寒素”、半耕半读的境况。李文安曾做塾师，一边谋生，一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谋求仕途。道光十四年，他在江南乡试中举，为第96名，接着又在四年后进京参加会试，中了第112名进士。报子到家中来报喜，她的夫人一点儿也不相信，仍旧耕着田地。文安高中进士，使他的家庭由“力田习武”转变为当地“望族”。李文安当上户部主事，已俨然一个朝廷大员，成为许氏改为李姓之后做官的首人。
李文安在刑部为官多年，尽忠职守，非常认真。据说每逢断案，他都会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查出案情的真相绝不罢休。为此，常要与人“庭诤面折”，被人称为“包公再世”，但他也因为刚毅的脾气，常常得罪上司。后来，他管理牢狱时，同样严守规章，禁止狱卒虐待囚犯，为在押的囚徒准备衣被、药饵，冬天给粥，夏间给席，还不时亲自检查督促。
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个进士。
别人家聪明的孩子4岁就开始启蒙了，而李文安到8岁才读书。他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到了13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李文安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殿华看来就是贪玩不用功，根本就没看出这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后来，李殿华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父亲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35岁那年（1834年）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40了，度过了他人生的大半截。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虽然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便是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还没有发达，只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虽然李文安直到中年才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但是他对儿子的安排是有超前意识的，也许这也是李鸿章日后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李文安在和曾国藩的关系得到确认之后，便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李文安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举动，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首为证。其一曰：
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
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
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
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
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
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
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
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huán）扉不耸肩。
是说他管提牢厅时，下属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狱，竟然关押了五万囚犯！每个监狱从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两个监狱每天走一遍就是十来里路，他总是坚持每天亲自到场巡视，仅仅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他严禁狱吏虐待囚犯，规定囚饭每人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为了防止狱吏克扣斤两，遇到开饭他就要亲自检查，并且亲自尝尝生熟。狱中开支有限，晚饭后伙房关门，而遇到那些晚饭后才押解到狱的囚犯，他不忍其饥肠辘辘，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节狱中易发传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药做好准备。甚至夏天买来扇子和席子，冬天捐献棉衣，还在每个“所”备置12条棉被，供生病的犯人发汗养病之用……可见他除了心地善良，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间，狱中没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满意的，在其诗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
每思工部千间厦，更爱香山万里裘。
我且按囚给大被，铺秥草刈（yì）野塘秋。
南北奔驰十里程，衣冠整肃踏沙行。
给筹鱼贯分餐际，堪念嗷嗷待哺情。
衣冠整肃待衙参，每日平安竹报谙。
常愿两监无病帖，论功不厌纪窗南。
他的《愚荃敝帚二种》付梓于同治年间（1866年），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后。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早已是清政府的命官，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湖南巡抚，为之写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维，大吹大捧，写序人本可以是当朝大吏，或皇亲国戚，然而不然，为之写序的不是亲戚就是同事，人们一再称颂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
“大脚”慈母
善良的人总是有好报的。李文安的善良为他促成了一桩不错的婚姻。
当初在磨店老家时，有一年，李殿华抱回一个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浑身发烫，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李殿华虽身在乡下，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略懂些医道，尤擅长儿科，见了心怜之，于是抱回家收治，几番调治后居然治愈了。女孩病虽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缺陷。女孩没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员，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她要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老太爷的养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进跑出地干活，也就没有必要像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同时也没有亲生母亲在旁监督她裹脚，那双自由自在的大脚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帮手，什么重活儿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们的笑料。
在封建社会，女人们是以小脚为美的，大脚板子根本就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另外，脸上又长了麻点，又整天在地里干活儿，这样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但她不知道，有一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
但世事难预料，新娘子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她有很强的帮夫运。特殊的身世使她不仅吃苦耐劳，泼辣能干，遇事有“豁出去”的气概，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善于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极其享福，应验了中国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老话。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她总是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苍也回报了这位苦心的女人，让她在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83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28年。她晚年跟着两个当总督的儿子过，在总督衙门里当她的太夫人，享尽天下荣华富贵，根本不在乎乡下的那几进小院了，所以他们在熊砖井的老土地上，并没留下她的大宅院。
她的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在封建社会，这是没有几个老太太能够得到的至高恩宠。
次年三月，载着李母灵柩的大船从汉口沿长江而下，一路上各地官员迎接送往不敢怠慢，中经巢湖、店埠河、全羊河水路运至磨店乡，合葬夫墓。在磨店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盛大的典礼。
这还没完，在她去世二十多年以后，清政府还追封她为一品夫人，晋封为一品伯夫人，晋赠一品侯夫人。那时她所有的儿子都已去世了，清政府仍念记着她，可知她的身价在晚清历代皇帝眼里，都是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