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

第一章
混乱与自由，两面看魏晋——魏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有好坏两面，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十全十美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一无是处的。有时候好坏两面还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一面坏得厉害，一面好得突出，所以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依我看，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中，有三个时代特别显出这种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政治混乱，政权更替频繁，国家在整体上显得衰弱；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学术发达，在精神文明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三个时代分别是：第一，战国时代（或称先秦、晚周）；第二，魏晋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第三，五四时代（或称清末民初）。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奠基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中华文明转折的时代，五四时代是中华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
今天我们单来谈魏晋时代，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指的是从魏初（220年）到陈末（589年）的一段长达三百六十八年的时间，这之前是两汉，这之后是隋唐，这三百六十八年包括魏（220—265年，同时存在蜀汉和吴，所以又称三国）、西晋（265—317年）、东晋（317—420年）、南北朝（420—589年）。从东晋起，汉人政权就只局限在江南，江北则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建立的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东晋以后，江南的汉人政权先后经历了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个朝代，史称南朝；江北则先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史称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魏晋之前是汉朝，先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后是东汉（25—220年），两汉加起来一共有四百二十五年，是春秋战国之后第一个统一的、稳固的中央专制帝国（秦朝也是统一的帝国，但延续时间很短）。两汉时，皇权很强大，国家很强盛，思想很统一，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那就是儒术，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这里的儒术并不等于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术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加上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阴阳家思想的儒术。两汉盛世，从国家政权这方面看是光鲜的、亮丽的，但从人民思想这方面看，却是僵化的、没有自由的。魏晋时代就不一样了，几乎和两汉反过来。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政治很混乱，政权更替很频繁，在不到四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个朝代，建立了二十几个国家，从国家政权上看是衰弱的、不强盛的、不统一的。因为中央政权不强固，地方势力（包括地方政权、军阀和强宗大族的势力）就相对发达，有的地方势力强大富裕到几乎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地步。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魏晋时代的一些地方势力，也就像一个个孙悟空，所以那时就出现了许多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自由行动的空间，原来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董仲舒所提倡的儒术，也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而走向式微，于是在思想上出现了自由解放的新局面。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得到了复兴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大发展。从精神发展史上看，魏晋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特别意义的时代。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当时的目标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旗帜是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我认为魏晋时代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文艺复兴—复兴先秦诸子，而且也闪耀着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光辉。
第十三章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魏晋南北朝的艺术
讲魏晋风流，当然不能忘了艺术，事实上，魏晋南北朝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正如已故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的：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书法、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在那个时代都有辉煌的成就，书法前面已经讲过，这一讲里简略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方面的成就。
先讲音乐。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向来重视音乐，旧时称才子一定要琴棋书画都好，打头的就是“琴”，即音乐。这大概与儒家注重“礼乐”有关，孔夫子以六艺教学生，六艺之一就是乐。魏晋士族大兴，士族中的精英分子几乎都有良好的音乐修养，能琴能筝的人不胜枚举，写过《琴赋》（嵇康、阮籍、马融、蔡邕、闵鸿、傅玄、成公绥、顾野王）、《筝赋》（ 阮瑀、傅玄、陈窈、贾彬、顾恺之、萧纲） 的人都有好几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是笛子，写《笛赋》的人也有，比较少，但是魏晋时代关于笛子的传说却不少，例如“山阳笛”“桓伊三弄”。下面讲几个和音乐有关的人物的故事。
魏晋时代流传最广的和音乐有关的故事是广陵散，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世说新语?雅量》：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广陵散的故事一千七百多年来脍炙人口，成语中的“绝唱”“绝响”“广陵散绝”，都是从这个故事来的。
嵇康不仅是演奏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独立完整的音乐理论著作就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这篇文章从发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千八百年了，它的影响还在，它提出的问题还值得讨论。儒家的传统乐论是认为声有哀乐的，最典型的说法就是: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
这里说得很明确，声音生于人心，而与政局相通，所以是有哀乐的。这种理论在中国传统中是正统理论，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唐朝诗人杜牧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庭花》就是亡国之音。我们今天还常说靡靡之音是亡国之音，而革命的歌曲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典型代表是“文化大革命”的语录歌，那时候带有一点点伤感、缠绵情调的歌曲都是不能唱的，都是要批判的黄色歌曲。前不久还有人提倡大唱红歌，据说红歌能鼓舞人的革命情感。可见“声有哀乐”一派一直是主流派，而嵇康却说声无哀乐，所以他是个异端。
不过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一点，都不能不承认《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极有分量的音乐理论著作，它以当时流行的清谈方式，设计了“秦客”与“东野主人”之间的辩论，经过八问八答，层层阐述“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的观点。 用今天的白话说，嵇康认为声音和感情是分开的，不是缠在一起的，声音只有好与坏之分、美不美之分，没有感情的问题，感情是人心里的东西，和声音没有关系。嵇康的理论不一定完美正确，但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看法，而且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和持久的讨论，在音乐史上是大有贡献的。
嵇康还写过一篇长长的《琴赋》，辞藻华丽，不仅写出了琴乐之美妙，也贯穿了声无哀乐的道理。总之，从理论到实践，嵇康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流音乐家。
竹林七贤中的阮氏叔侄—阮籍跟阮咸，都是音乐修养很高的人，阮籍写过《琴赋》，阮咸史称“解音”。当时著名的乐律学家荀勖按古制造了十二枚新律管，用来调声，自己很得意，但阮咸听了以后却觉得声音高了一点，断定是古尺和今尺的长度不一所致。荀勖开始很不服气，后来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了周代的玉尺，他才发现周尺比当时的尺的确长一点，以至自己所造的律管略短，这才佩服阮咸的神妙【1】。中国传统乐器中至今还有一种乐器叫“阮咸”，或简称“阮”（古琵琶的一种，四弦有柱），就是人们为纪念阮咸而命名的，因为这种乐器他弹得最好，也有人说这种乐器就是阮咸创造的。
“桓伊三弄”讲的是东晋音乐家桓伊的故事。“三弄”，弄的是笛子，“弄”就是演奏的意思。桓伊“善音乐”，笛子吹得尤其好，当时非常有名，以至于皇帝每有宴会都会请他去吹笛。当时的大名士王徽之听说他善吹笛，桓伊也早就听说王徽之的大名，但俩人互不相识。有一次偶然在旅途中相遇，王徽之在船中，桓伊在岸上，王徽之便派人去请桓伊吹一曲。桓伊那时已经做到左将军，地位很高，却不以为忤，很痛快地到王徽之船上连吹三曲，这就是有名的“桓伊三弄”的故事【2】。桓伊当了大官，但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艺术家，每次听到好歌便陶醉不已，谢安说他“一往有深情”【3】。他和王徽之正是惺惺相惜，各自欣赏对方的风流才情，而忘掉了地位、礼节这些世俗的东西。这个故事被后世文人传为美谈。
说完音乐，再来说绘画。
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画是用毛笔在纸上或绢上作画，使用的工具和技巧来源于书法，所以古人说“书画同源”。这样的中国画是在书法成熟之后才产生的，魏晋正是中国书法成熟并趋于巅峰之时，所以中国画也跟着发达起来。魏晋之前基本没有什么有名的画家，根据记载最早有名的画家如曹不兴、卫协、张墨，都是到了三国晋初才出现的，直到东晋南朝才出现戴逵、顾恺之、戴、宗炳、陆探微、张僧繇这样的大家。我们这里来讲讲戴逵和顾恺之。
戴逵（？—396年）是东晋人，字安道，出身士族，却一辈子隐居不做官，只喜欢文学艺术。但他跟当时的名流都有交往，谢安、刘惔都很赏识他。他跟王徽之的交情尤其好，著名的“雪夜访戴”故事中的“戴”就指他，访的人是王徽之。这个故事在《世说新语?任诞》中可以找到：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戴逵和他的儿子戴都以画佛像著名，并且由绘画走向雕塑，父子俩都是著名的佛像雕塑家。戴逵还是中国山水画的开山人物之一。戴逵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所作《竹林七贤论》很有名，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后来注解《世说新语》，都从中取材不少。
顾恺之（约345—409年），字长康，小字虎头，也是东晋人，时人说他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顾恺之做过桓温的幕僚，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拿他当半个长辈看，却欺负他“痴”，老是捉弄他。有一次拿了一片柳叶送给他，说，这是知了藏身的叶子，人拿了它，别人就看不见。顾恺之听了很高兴，就拿来挡住自己的脸，而桓玄竟然掏出小鸡鸡来，往他裤子上撒了一泡尿。顾恺之这一下更高兴了，相信是柳叶把自己遮住了，桓玄看不见他才会往他身上撒尿。又有一次，顾恺之把一柜子自己最喜欢的画寄放在桓玄家里，在柜门外面贴好封条。桓玄偷偷把柜门打开，拿走了画，又把封条还原，还骗顾恺之说他没动过。顾恺之竟然也相信，还叹了一口气说：“好画是通灵的，它们一定是变成精灵飞走了，就好像高人羽化登仙一样。”看，这顾恺之是不是痴得可爱？痴就是傻，像痴情那样的傻，事实上，我们在许多艺术家身上都或多或少会看到一点顾恺之那种傻劲。一个艺术家常常以自己的主观情感和逻辑来观察世界、诠释世界、想象世界，而且越是天才的艺术家，就越是对自己的观察、诠释与想象深信不疑。正因为有这种丰富而执着的想象力，他们才能够创造出惊世绝俗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