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

编辑推荐

西方妄想的自我批判，后资本社会的哲学报告；

揭露资本控制和进步谎言下都市白领和脑力劳动者已沦为现代新型奴隶的社会现实；

法式哲思深入都市人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直面资本大跃进、景观社会、娱乐人之怪现状；

给西方文明和现代理性开药方，重新定义工作、休闲和爱情。

内容简介

“西方的妄想”源自笛卡儿理性的基石：人类妄图凭借幻想从世界之中挣脱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继而统治一切。自那时起，人类命运转向了疯狂的进步主义和生产至上主义，直至今天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这种不可持续的“欧洲模式”不但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平衡，还深刻地异化了个人生活的三个关键方面——工作、休闲与爱情：

* 支配劳动关系的时钟模式已升级为控制模式，控制系统通过不断追求更高产量和满足不断攀升的金钱欲望向现代奴隶们许诺幸福和梦想；

* 资本家们欣喜地发现发展“休闲产业”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大众则在民主的名义下“消费”掉自由时间并沉溺于瘟疫般的娱乐以及被制造出来的需求；

* 性资本把自由和免费的色情转变成高利润的淫秽制品，民主则鼓励个体走向这样一种挑战自然的命运——性别不由人，性身份却可以自由选择；爱无能，欲无限，享乐至上！

作者简介

达尼-罗伯特•迪富尔（Dany-Robert Dufour），法国左派哲学家，巴黎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神圣市场》《变态之城》《自由主义降临后的人类》等。

前言

导言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绝望？傲慢而自信如斯的欧洲文明到底遭受了何种灾难，以致在大部分民众眼中其前途在一夜之间变得暗淡无光？整整一代人的悲伤、政治上的无力感、长期失业的状态以及琐碎无用的零工导致的愤世嫉俗或消极厌世情绪（受害的并不只是年轻人而是大部分人口），甚至是因害怕黑暗年代回归而产生的苦涩，所有这些情绪混合在一起，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我将在本书中尝试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以上问题，之所以采取这一角度，一是为了避免流俗，二是为了直击问题的核心：以上问题涉及西方文明的根源与命运，即其进程。

诚然，欧洲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动荡。远的不说，20世纪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噩梦。极权制时代结束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在以纳粹主义为终极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时期，一部分人利用大工业手段来毁灭另一部分人；在极权主义时期，本应解放人民的党派却将人民关在一个巨大的监狱之中，由无处不在的政治警察看守，还有那些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声势浩大的政治清洗、精神桎梏、西伯利亚的死亡牢狱、单人牢房、行刑室，还有各种立即处决案件，这一切的发生当然都是以未来的幸福为名义。

我们很幸运地度过了这些磨难，然而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当代英雄——为“幸福时光”而奋斗的抵抗运动成员和反政府分子。1944年3月15日，当时仍处于地下状态的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经多次动员通过了其纲领，标题即为“幸福时光”，纲领在解放后得到落实。这一标题的选定绝非偶然，它使人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好生活”（《政治学》第一卷）。这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想想抵抗运动中那些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再想想日后成为古希腊研究学者的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他曾以贝尔蒂埃上校为名担任内地军的首领，把图卢兹从纳粹占领区解放了出来。“好生活”描述的是一个公平的城邦，里面的每个居民都能够实现他们全部的潜能。西欧先于东欧摆脱噩梦后，经历了黄金三十年，其间，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与司法）以及对自由共享文化的向往都得到了提升和实现。同一时期还结束了殖民统治，虽然一些国家的人民仍然不得不为自由付出血的代价。而东欧没有经历这些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进步，就连东欧本身都仍然受着苏联“老大哥”的殖民统治，但在东欧人民的强烈愿望下，那面象征着思想桎梏的耻辱之墙最终倒塌。

然而，沉重的乌云现在又重新聚集在欧洲大陆上空，那些我们曾认为业已消失的阴魂伙同新的怨鬼前来骚扰我们的世界，各种优秀或者糟糕的灾难片都纷纷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些影片取材广泛：既有所谓的玛雅预言和取而代之的圣马拉奇预言（目前的教皇弗朗索瓦一世将是最后一任教皇，因为“可怕的判官将对其子民进行审判”），也有不少著名导演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造成世界末日的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灾难，如之前信奉千禧年的小说家描写的那样（如拉斯·冯·提尔（Lar von Trier）的《忧郁症》（Melancholia）、本·泽特林（Benh Zeitlin）的《南国野兽》（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阿贝尔·费拉拉（AbelFerrara）的《地球最末日》（4:44 Last Day on Earth）、杰夫·尼克尔斯（Jeff Nichols）的《存身》（Take Shelter）、奉俊昊（Bong Joon-ho）的《雪国列车》（Snowpiercer, le Transperceneige）、尼尔·布洛姆坎普（NeillBlomkamp）的《极乐空间》（Elysium）等）。

以上种种对世界末日的担忧无论是否得到了良好的诠释，都不重要。担忧一直都在，我们也都很清楚忧从何来。地球是一个各种复杂参数的集合体，表面看上去十分稳定，稳定到人类一厢情愿地认为无论怎样折磨它都没关系。然而事实上地球只是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也就是说，这种表面上的稳定会在重大的外部活动影响下顷刻间转变成不稳定状态，直到变成另一种不同性质的稳定。亚稳定状态问题的权威思想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曾说过：“最稳定的状态莫过于死亡状态：这是一种衰弱态，如果没有外部能量对衰弱体系的介入，这种衰弱状态就无法发生任何转变。”换句话说，人类对地球的过度开发越来越强势而盲目，导致地球的各种基本平衡被打破，我们的星球不断发出各种令人担忧的痛苦信号：物种多样化程度降低，规模庞大的工业化牲畜养殖像是随时可能爆炸的病毒炸弹，转基因产品快速扩展，矿物资源枯竭，将造成长期后遗症的工业事故和可怕的（化学、石油、核等）污染（例如赛维索剧毒化学品污染事故、博帕尔毒气泄漏、图卢兹AZF化工厂爆炸、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电站事故、油轮事故、海上钻井平台的泄露或爆炸事件等）接踵而来，它们造成的重度污染留下不可逆的后果并互相叠加；除此之外，人类还将大海变成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垃圾桶，世界各地的“空气灾难”和“水灾难”现象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势不可挡，由此引发了极端天气现象、冰川融化、水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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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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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自由，这种说法十分有趣，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众会在民主的名义下乐于失去他们的自由时间？毕竟这些自由时间很快会被消费所占据，从美国蔓延至全球。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很明显，比起法西斯主义来，这已经算是最轻的痛苦了。换句话说，比起棍刑来，人们一般还是更喜欢痒刑。

这对资本主义来说再好不过了。为什么？因为想要“施以痒刑”，就要具有并推荐“讨喜”的产品。那么就得把这些产品生产出来。这笔账很好算：消费的增加会推动从加工业到基础工业中的所有生产。新政的推手们，即美国左派民主党人，重新采纳了福特的战略，他们不顾华尔街大部分人的反对，给工人比其他地方更高的工资。工资越高，工人也就能消费得越多。

这一转折可被视作一种快乐的转让。为摆脱危机，理智的资本家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考虑分享一部分快乐，这些快乐是他们通过剥夺无产者的几乎全部劳动成果后占为己有的。通过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20世纪初对炫耀性消费的分析，就可以推断出这种对快乐的占有行为。炫耀性消费可以通过两种过度消费的形式来彰显社会精英们的档次：

当消费促进生活中的休闲时，（社会精英们）浪费的是时间；而当他们过度消费时，他们浪费的就是财物了。

凡勃伦接着指出：

完全不劳动变成了金钱成就的典型证明；相反，由于勤奋地从事生产性劳动是贫穷和受奴役的证明，这种勤奋便与荣誉性的社会地位格格不入。

最谨慎的资本家们于是意识到，他们在交出一点点曾经据为己有的快乐后失去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拿回来。想要以产业化剥削的方式转让出去的休闲时间，只要开发消费性的活动来占用并投资这部分时间就可以了。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为反抗因劳动而减少休闲时间，无产者会不懈地斗争，而如今资本家们却欣喜地发现可以通过发展“休闲产业”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且资本家已经发现了这样做的必要条件：这些商业活动要承诺能够满足这些人曾经受到压抑的冲动欲望，并且尽可能地履行这种承诺。于是，马克思极其卓越地提出的商品拜物教问题（《资本论》第一卷）便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这些发展在之前完全无法预料，至少马克思自己没有想到。

与此同时，非休闲侵入了休闲，休闲中充斥着各种商品，换句话说，充斥着各种诱饵，它们看上去能够满足迫切的需求，即不但不再需要压抑，反而要鼓励的冲动。曾经压抑的资本主义，变得性欲蓬勃。“先埋头工作，再回来满足你的欲望！”的口号变成了一种鼓励性的通知：“只要你愿意继续埋头工作，就能够得到回报，也就是受痒刑！”

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一个普通人的一天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工作时间、自由时间和休息时间。过去的资本主义只利用劳动时间；因此要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为了占领新的市场，资本主义只要在自由时间上投资就可以了——唯一的条件是自由时间有利可图。这样一来，就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了。于是投资自由时间成了娱乐产业（交通与旅游业、所谓的“保健”业、通讯业、影音产业等）的任务。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句名言仍然说得通，只是带来了新的后果：不仅劳动时间是金钱，休闲时间也可以变成钱。

媒体顾问

86.

笔者曾在其他作品中对心理技巧进行过分析。让诱饵看上去有用，甚至不可或缺——想要在人类文明中实现这精彩的一击，就要创造出各种心理技巧。我们在这一转折点中会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1929年，即经济危机开始的那一年，出现了美女海报（由著名画家乔治·贝蒂〔George Petty〕和阿尔贝托·瓦格斯〔Alberto Vargas〕发明）。这一文化现象的目的在于让一切物品带有色情色彩，引起欲望——从香烟到拖拉机，再到汽车。甚至连刚刚对欲望这一生活中最晦涩难懂也最刺激的区域略有所知的弗洛伊德学派对生产带有性欲的物品作出了巨大贡献。弗洛伊德移民美国的外甥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十分熟悉舅舅的作品，正是他成功地发明出营销学这门“科学”。劳动科学管理属于生产环节，而营销学则属于消费环节：前者重新组织劳动，后者重新组织休闲。作为一门科学，营销学指的是一整套操纵手段，美国人意味深长地称之为舆论导向——即所有与操纵新闻、媒体、主张、感觉、情感、欲望及其他与观念相关的概念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更好地销售产品。

解放=成瘾

87.

基本的技巧便是将异化性的产品展现为解放性的产品。譬如，烟草商从1929年开始使用美女真人向世人展示，如果女性也开始吸烟，她们就能从男性手中夺过这件象征阴茎的物品，从而将自己从男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男人依赖烟草并屈服于香烟对他们来说象征的一切（例如男子气概、自由等等），这样还不够，还应该让女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产生这种依赖和屈服。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所谓的解放，代价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成瘾——即对烟草这种当今最常见的危险毒品成瘾。随后，美女海报接过了真人的接力棒。

乔治·贝蒂在20世纪30年代为销售香烟创作的美女海报

在禁酒令解除（1933年）后，这一招又通过各种形式用于酒精以及日后各种形式的游戏。不仅如此，媒体顾问们很快发现，只要能制造对这个产品的需求，人们可以对任何产品上瘾。诀窍很简单，就是让那些没有这种产品的人会觉得自己过得不如那些拥有这种产品的人。

先是通过各种信息（招贴画、广告、广播、电影与电视、文字信息或潜意识信息等）制造强烈的刺激（如美女海报的作用），再为由此激发的欲望提供一件相应的产品，而这件产品要能够完全满足之前创造出的空虚感。

如今，很多门类的科学都为营销学所用：精神分析学和应用心理学用于找出欲望与渴求；社会学用于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目标人群；神经经济学（经济学与认知神经系统科学的交叉学科）和神经营销学则结合能通过大脑中内啡肽（即所谓产生愉悦感的荷尔蒙）的分泌使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积极情绪”的传播（图像、气味、笑声、礼物等），来研究购买决策的形成过程；还有直接（越来越不常用）或间接（越来越受到推崇）的沟通技巧，如“蜂鸣”沟通。无论蜂鸣所传播的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其目的是使一件产品、一个人物或一件事无限地重复，而且会为此用到所有的宣传手段，既有传统的传播途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更有像病毒一样的传播途径（社交网络、电子邮件、博客等）。在后一种途径中，消费者参与了异化他们的过程，通过持续快速地转发第一条信息——于是产生了难得的蜂鸣效应。2013年3月，广告公司为卡嘣吧（Carambar）牌焦糖策划的一则广告便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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