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内容简介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面临着什么挑战？他不只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忽必烈不只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

杉山正明这部1995年三得利学艺奖获奖作品，有别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彻底颠覆；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莫卧儿帝国、明清帝国这几个在近代西欧列强兴起之前的世界强国，在杉山正明看来，也与蒙古帝国有着内在的联系。

作者简介

杉山正明，1952年生，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欧亚史学者。曾参与日本NHK“大蒙古”系列纪录片制作。专攻蒙古史、中亚游牧民族史。2003年获第六届司马辽太郎奖，2007年获日本学士院奖，代表作有《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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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大军进入杭州城的实际情况

一二七六年初，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颜（Bayan）所率的蒙古军队前不战而降。灭亡的南宋当时的年号为德祐二年，用使其灭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权的年号来说则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军队实际上完全没有掠夺杭州市街。其中少数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内外，有总计达四十万人的军队驻守，面对南宋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一部分担心日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将士引发了暴动。他们对于蒙古军进驻一事既软弱又无能，对南宋政府却态度强势。暴动的主力是下级士兵。军中将领和赞成尽快投降的高层官僚一样，热衷于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临城下之际，想尽办法要在和平中献城的那些人，与对此主张抱持不满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也就是发生了内讧。

反叛的一方遭到镇压，另一方带着被称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赵昺兄弟——两位幼童——逃出杭州，企图前往南方东山再起。在这场混乱当中，南宋士兵中有某些人擅自闯入杭州市内的民宅，放肆地进行强抢、掠夺等暴行。

本应是征服者的蒙古军队，反而是纪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军为了维持治安，令杭州市内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并禁止夜间外出。

有中国史研究者认为,蒙古军队的行为更让人记恨。但是，我们不难想象，若蒙古军队不慎重地维护秩序，管理杭州内外，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国起算的话则已逾三百年，这样的国家与政权消失毁灭，却几乎什么暴动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才真的令人吃惊。

当时蒙古军队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势，即使在历史上几个类似事例中也是相当突出的。虽然这是因为有大汗忽必烈的严格指示，但从此事也可窥知蒙古进驻军中以伯颜为首的将官们的能力非比寻常。

在中国史上，这样的和平过渡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一般来说，中国史上的政权更替若是以某个王朝或政权以武力消灭另一个的形式进行，一定会演变成非常惨烈的事态。我们虽然很容易误以为前近代的中国史是以士大夫或读书人为中心、软实力占优势地位的，但若与日本列岛或朝鲜半岛的历史比较即可知，在中国史上治乱兴亡异常激烈，硬实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与此点相关，谢和耐在前引书中指出：“与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其他国家或区域无可比拟的冲击性事件之连续，是最沾染血腥的历史。”这是难以否定的。与此不同，一二七六年蒙古对杭州的占领，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近似于“接收”的这种温和的印象。并且，在此前后，蒙古极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旧领江南（中国本土长江以南之地）全境，情况也可以说是大致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历史”就不成立了。因为蒙古是“蛮族”，所以不破坏“文明”的话就于理不合。因此游牧民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恶徒。

或许读者们无法相信，但一二七六年蒙古军来临之后，杭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什么变了，又有什么没有变？确切的情况几乎不清楚。首都杭州既然如此，那么其他江南各地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

就目前而言，除去几个特殊的话题及事件外，专门研究者从事的有关蒙古治下的杭州与中国南方的确切的实证研究极少。这是今后务必要持续进行的课题之一。

然而，明明没有根据，“杭州遭受蒙古打击”这种说法却被大肆宣扬。这就是“结论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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