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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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劫匪启发哲学家。长期执教哈佛大学的哲学家，从银行劫匪口中看破不平等的起源。所谓的多元社会，不止意味着开放与共融，还带来了不平等的更多模式。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重量级学者、牛津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乔纳森·沃尔夫推荐。

斯坎伦从银行劫匪威利·萨顿的名言“因为钱在那儿”开始，梳理了种族、贫富、意识形态、名声地位等人与人之间各式各样的不平等。不平等针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日益多元化。在多元社会，解决不平等更加不能用“均贫富”一刀切的方法。由于不平等的复杂性和体系化，全球不平等和一个国家内部不平等的趋势难以遏制。

2．穷人永远是穷人。不平等的社会机制与设计，让穷人陷入全方位困境。

不平等在当代社会是多元的。对穷人来说，这种多元的不平等却是致命的。社会机制与层级制的设计让穷人处于人际关系网的底端，不论是种族问题、贫富差距、教育不公平、社会地位与体面，穷人几乎占据了所有这些难题的受害一方。同时，穷人因为医疗困境、收入困境，也没有条件享受一般程度的自由。由此可见，平等与自由从来不对立，斯坎伦也借此解开了平等与自由截然对立的哲学迷思，现实地看待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3．“机会平等”太虚伪。机会平等人人都高喊“机会平等”，斯坎伦却要撕毁机会平等的虚伪面具，把不平等的残酷真相揭示给你们看。

我们经常夸大机会平等的作用，甚至认为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要达成成果，就看个人能力与努力。其实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从来都没有谋求任何一种层面上的平等。地域歧视、贫困歧视、行业歧视充斥各种场合，精致的社会等级制度擅长以机会平等的假面来为不公平提供“合理的”借口。更现实的情况是，就连机会平等距离我们都很遥远。所以，机会平等值得追求，却不应被夸大。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机会平等只是现实不平等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4．剑指坐拥话语权却麻木不仁的媒体与企业。指出舆论工具和媒体的荒谬逻辑，戳破媒体与企业口中道德的谎言。

当效率、能力与发展成为现代媒体与企业标榜的金字招牌，斯坎伦尖锐指出，个人能力与努力不能成为社会不平等的理由。过得最差的人应该有某种形式的优先权，而且这种优先权不能以效率、能力或社会发展的借口来取消。效率和能力不能成为控制他人和剥夺他人正常权利的帮凶。人获取财富和权利的逻辑不是凭个人能力和努力去争夺，而是在事业选择与决策时准备充分，判断明智，以合理的方式获得。

5．大错特错的996。个人能力与奋斗不能成为社会不平等与剥削的借口。

一个合理的制度，不应该因为单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让他成为地位更高的人，为他开启不平等的特权绿灯。斯坎伦认为，努力就算与财富和地位相关，也是因为太多人认为自己没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是因为没努力——而这种荒谬的观念必须被驳斥。真正能说明不平等是合理的情况是：一个人在做出选择和决定时，他自身已经积攒了足够的条件，让这种社会优势水到渠成。而不是进行投机和内幕交易，让社会平等为了个人利益而倾斜。

内容简介

哈佛哲学教授，教我们如何对抗996，应对不平等。作为罗尔斯、内格尔同道。左右当代哲学进程的一代哲人，斯坎伦揭露了贫富差距的凶手，给“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一个说法。

《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的主要框架来自托马斯·斯坎伦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讲稿在2003年被斯坎伦收入《宽容之难》这本论文集中。自林德利讲座之后，斯坎伦不断为这个主题添加新的内容，并且以《平等何时重要？》为题多处发表演讲。这些内容经扩充和打磨后，最终形成了当下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斯坎伦把自己的平等观概括为“多元论的”和“关系性的”，前者意指我们有多种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后者则指的是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应当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斯坎伦重点讨论了六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它们分别是：（1）不平等造成了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2）不平等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3）不平等破坏了经济上的机会平等；（4）不平等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平；（5）政府有义务向一些人提供福利，但不平等违反了对这些人的利益的平等关切；（6）当下产生财富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斯坎伦在本书中针对不少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给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

作者简介

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Scanlon，1940— ）

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阿尔弗德自然宗教讲座教授（荣休），专攻伦理学与政治哲学。1940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84年任教于哈佛大学。他拓展了卢梭、康德与罗尔斯的契约理论；也是继罗尔斯之后，当代道德契约主义代表人物。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斯坎伦与托马斯·内格尔一起创办了享誉全球的哲学刊物《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并担任该刊的副主编，现任该刊顾问。

陆鹏杰（译者）

广东潮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分析进路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

前言

序言

本书是我的尤希罗讲座（Uehiro Lectures）的扩展修订版，我曾于2013 年12 月在牛津担任过该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要感谢朱利安·萨伏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尤希罗基金会邀请我发表演讲，并感谢我当时的评论人—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大卫·米勒（DavidMiller）和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给出了深刻的评论。

呈现在这里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1996 年的林德利讲座（Lindley Lecture）—“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次讲座的内容后来发展成了一篇以《平等何时重要？》作为题目的论文，并且我把那篇变得越来越长的论文展示给了更多的听众，多到我无法把他们列举出来。我从那些场合中收到了许多评论和建议，它们都让我受益匪浅。尤希罗讲座的邀请提供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激励，它促使我将那篇未完成的论文扩展成三次演讲，而那些演讲的内容现在又被扩展成十个章节。

在这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许多人给了我宝贵的帮助。以下诸君为我草稿中的某些章节，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整本书的草稿，提供了有益的评论：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约瑟夫·费希金（Joseph Fishkin）、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尼科·克洛德尼（Niko Kolodny）、马丁·奥尼尔（Martin O’ Neill）、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汤米·谢尔比（Tommie Shelby）、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曼纽尔·瓦尔加斯（Manuel Vargas）和保罗·威特曼（Paul Weithman）。此外，我收到的另一些犀利而富有启发的评论，则来自2016年春季学期我的政治哲学研讨会的参与者，尤其是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和杰德·卢因森（Jed Lewinsohn）。我衷心感谢他们。拥有如此慷慨大方且让人受益的朋友和同事，真是太美妙了。我也要感谢理查德·德·费利皮（Richard de Filippi）跟我讨论了人们在医疗服务的获取途径和健康状况上的不平等，并感谢诺尔·多明格斯（Noel Dominguez）为我提供了研究上的辅助。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妻子露西（Lucy）的支持。此外，在吃早餐和晚餐的时候，我曾反复尝试向她解释为什么我觉得不平等是一个如此难以著述的议题，我还要感谢她对我做出了深思熟虑且富有耐心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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