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 杨澜 每个问题都能让你洞开视野，解决困惑

编辑推荐——慧眼看PDF电子书

50岁的杨澜，是中国电视黄金的三十年的代表人物，几度*，也几度因为电视环境的改变面临梦想和现实的选择，但上千位人物，上万次提问，就像是撞上再反弹过程，那些新奇的，幽默的，感动的，困惑的，深刻的，忧伤的，热情的，痛苦的，愤怒的，宽容的问答，渐渐的勾画出这个时代的缩影，也让杨澜不断地探索，找寻自我。就像杨澜自己所说："这是一件多棒的礼物！"

★ 2011年，《一问一世界》面世，创同类型图书的销售记录，数百万读者亲历感动。
★ 2019年，杨澜入行30年。她从这些年不断地发问中，精华凝练出4万字从未发表过的文字，新增这些年的全新感悟及采访精华，作为《一问一世界》2019百万册畅销升级版给广大读者的福利。
★ 本书的内容是从杨澜访谈录和杨澜工作室一万多个发问的问题中挑选出来的，涵盖了国际政治、商业、文化、女界、体育、艺术、人工智能等等各个领域，采访对象包括老布什、基辛格、克林顿、李光耀、王石、稻和盛夫、福布斯、比尔·盖茨、巴菲特、严歌苓、金庸、李敖、李娜、姚明、林丹、崔健等等上千位各行各业的名人领袖。
★这30年间积累起来的访谈内容，至今仍是现在热搜的宠儿。李敖、金庸、老布什……我们关注的媒体热点在书里都能看到更深入的呈现。
★关于输赢、关于竞争、关于艰难时候的选择，关于梦想和现实的差距，关于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通过杨澜和这些名人政要们亲身力行，帮助我们解决当下的困惑。
★ 作为电视主持人和记者，杨澜以提问为生，并以提问为乐。对读者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明白了很多事情，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世界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若隐若现。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
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

内容简介——慧眼看PDF电子书

杨澜黄金30年媒体生涯标杆性作品，30年的媒体人生，问遍世界，看到自己，立体展现一个真实的杨澜和她眼中的时代真相。

在本书中，杨澜将告诉你：她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与基辛格、克林顿、布莱尔、老布什、李光耀、韦尔奇、李敖、金庸等名人政要的问答过程；她如何在人生每个节点转换和选择；她对"赢""远见""事业与家庭"的重新理解和体悟；她30年的非常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传媒江湖。

作者简介——慧眼看PDF电子书

杨澜，媒体人，作家
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频道--阳光卫视；
她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
她曾任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担任上海世博会形象大使；
她被推选为"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女性，
被福布斯评为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
她堪称为传奇的媒体生涯，
凝结成了这本《一问一世界》。

朱冰,中国传媒大学知名学者，资深策划人，作家。

在线试读——慧眼看PDF电子书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追逐成功者的时代，我也不能免俗，想成功，想证明自己。我一开始做人物访谈的时候，去世界各地寻找那些所谓成功的人，询问他们成功的秘诀和经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渐渐地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为了"成功"，大街上充斥着厚黑学之类的书籍，贩卖权术和心计，还有一夜致富的妄想，搅动着人心，又让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成了失败者；为了"成功"，我们污染了自己的土地、空气和水，再让重金属通过食物进入我们孩子的身体；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甚至忽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越来越多的人焦虑、抑郁……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自己片刻的安宁，给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新时代对成功的诠释已经悄然改变，它是活力与健康，而不是规模和权力；是自我的觉醒和接纳，而不是屈从于他人的期待；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进步，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但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影响力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呢？一直追求"让世界因我而不同"的李开复在2013年被诊断出患有四期淋巴癌时，几乎崩溃。死亡让他重新审视自己奉为圭臬的信条。在佛光山，星云大师对他说："'最大化影响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通常都是给追求名利一个浅薄的伪装。问问自己的内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他认为人类不该一刻不停地计算、量化一切事物，侵蚀内心本真的东西。因为这会阻碍生命中真正能量的涌现--那就是爱。这让李开复有了向死而生，珍惜真爱的康复之路，这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问她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 。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68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可以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很多历史悠久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

网络第一波冲击的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移动互联网的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坚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实。

2010年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

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想要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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