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曾为伦敦大学国王医学院医学史系主任，英国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基金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医学社会史》《现代外科学的发展》。
迈克尔·比迪斯，英国雷丁大学荣退历史教授，曾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系主任。
两位作者分别于1980—1981年和1994—1998年出任伦敦药剂师协会医学史分会主席。
陈仲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墙头政治》《画中历史》《“二战”战场丛书之太平洋战场》等著作，译作有《后殖民理论》《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大众宗教》等。
近年注重考察新文化史的研究，对与身体有关的历史（医学史、体育史等）以及图像史有较浓厚的兴趣。
目录——慧眼看PDF电子书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导 论 疾病与历史
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疾病
第二章 黑死病
第三章 梅毒之谜
第四章 天花：被征服的征服者
第五章 拿破仑将军与斑疹伤寒将军
第六章 霍乱与卫生改革
第七章 杜松子酒、流感与肺结核
第八章 蚊蝇、旅行与探险
第九章 维多利亚女王与俄国君主制的覆灭
第十章 暴民癔症与大众暗示
结 论 现在尚存的问题
索 引
译者后记
前言——慧眼看PDF电子书
英文版序
本书是一位医生和一位历史学家不断探讨和合作的结果，我们每人都注重向一般读者介绍他们能够理解的内容，讲述疾病对历史常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主要方式。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72年，并多次重印，还被译为法文和日文。2000年再版，做了增补，并进行了全面修订。当时我还想为4年后出平装本做进一步更新，但我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去世了，结束了他漫长而又出色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是一位麻醉顾问，还是一位在医学思想和实践方面有开拓精神的作者和教师。他先前就已将我们的书出第二版以及增加外文译本的事宜请有经验的安德鲁·劳尼安排。最近劳尼建议将本书出第三版列入蓟草出版社的事项，我欣然同意，并在他及其同事大卫·哈维兰的帮助下进行这一工作，他们给我提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本书新版对主要各章只做了一些不大的文字修订，但对结论部分进行了较大内容更新，主要着眼于那些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都已成为关注焦点的论题。修订工作还得益于我与詹姆斯·威利斯医生的探讨，他对相关问题的知识和智慧主要来源于其医疗实践的丰富经验，我最为感激的是他对跨学科合作的有益见解，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当初鼓励我们写作《疾病与历史》（中译本书名《疾病改变历史》——译者按）。最后要感谢的是露丝·比迪斯，她的清丽文风在本书各版都留有印记。我还要表达谢意的是，近年来她的编辑才能对本领域两种主要学术刊物的出版提供了帮助，这对新一代医学史家写出优秀著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迈克尔·比迪斯）
中文版序
这是我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所写的最后一本书。他于2001年11月去世，享年92岁，结束了他作为医生和医学史家漫长、出色的一生。我知道，假如他现在仍健在，他会与我分享我们合著的《疾病改变历史》的中文版出版所带来的极大喜悦。这一翻译工作是由陈仲丹教授做的。1997年，我作为历史学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时曾有机会与他见面。感谢他为我与卡特赖特医生合作的成果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所做的所有工作。（迈克尔·比迪斯）
译者后记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风波已经基本平息之时，我译完了这本《疾病改变历史》（原书名为《疾病与历史》），等到它出版，或许人们对这一度成为国人最关注的事件会淡忘一些。尽管如此，“非典”之灾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说明人类对自然尤其是对疾病的征服或了解还远未到大功告成之时，甚至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又会遇到新的亟待解决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很巧的是，我们从这场意外之变中得到的启示却在这本数年前写成的书中论述精详。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在风波底定之际，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读点书，从前辈与病魔斗争的历史中有所借鉴，以便更深刻地认识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共存关系。从这一角度考虑，这本书的出版其意深矣。
人类历史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历史演进的最终结果受诸多因素影响。本书则侧重于以前史家关注不多的疾病因素，揭示了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引用的又多是鲜为人知的史料，其结论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就以书中重点探讨的拿破仑远征莫斯科大败而归为例，我以前读史时对此多有不解，以前是常胜将军的拿破仑为何这次征战如此大失水准，在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居然一败涂地，把一支60万人的大军几乎全部葬送在俄罗斯荒原。以前也有史家试着寻找答案，比如俄国特有的寒冬以及俄国军民的积极抵抗，这都是原因，但似乎还难说是最主要的原因。此次本书给出了谜底，真正葬送拿破仑大军的是小小的斑疹伤寒细菌。实际到达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人数不到10万，来去沿途都因患病损失了大量兵员。前些年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纳挖掘出的当年拿破仑大军的丛葬墓，就印证了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解答。
再比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身带血友病基因缺陷，这一缺陷在家族内遗传。受她遗传的一个外孙女后来成为俄国末代皇后，这一疾病的遗传链传到了沙皇夫妇唯一的儿子身上，使小皇子得了血友病，而这个皇子又是皇位的继承人。这一宝贝皇子不时发病，病重时生命垂危，皇后忧心如焚。“国之将亡，必出妖孽。”末世的俄国就真出了个妖人拉斯普廷，他的妖术能让皇子病情有所减轻。当然他肯定用的不是医术，而是催眠、暗示一类的心理疗法。皇后将这位似乎能确保罗曼诺夫王朝香火延续的“圣人”奉若上宾，对他言听计从。而沙皇又惧内，拉斯普廷就通过皇后干预朝政，使得腐败的俄国政治更为黑暗，终于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竟使沙皇统治垮台。尽管不能说拉斯普廷应负俄国政权更迭的全部责任，但平心而论，他的胡作非为在其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追根寻源，这一切又起因于皇室的家族遗传病。这一历史内幕我以前略有所闻，但本书的叙述最为详实，分析也最中肯。我想不但一般读者读了本书可以广见闻，就是史学工作者也可借此加深对历史真相的理解。
另外，经过这次防治“非典”的全民动员后，大家对公共卫生状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环境整洁，讲究卫生。殊不知，就在一百多年前，这些国家却是环境污浊，粪便、污水随意倒入河道，霍乱、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四处蔓延。当年，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就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的。1851年，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才建造了收费的公共厕所。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为改善卫生条件走过的漫漫长路，值得我们探究，其经验教训应有所扬弃地为我们所用。这些内容，书中叙述颇多，读者可以留意。
本书结论部分作者语重心长地给我们提出一些警示。首先，治病救人的医学在给人造福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因治病而造成的“医源性”疾病。其次，基因技术的发展隐藏着潜在的危险，如关于克隆人引起的伦理争论。再者，还有艾滋病等难以治愈的新病出现。另外，人类对癌症、疟疾等传统疾病的征服也远未告捷。最后，人口激增对健康会产生巨大影响。这样严肃慎重地提出问题，使本书的价值超出了通常的历史著作。诚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其价值在于“无论是从医者还是不从医者，要想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了解我们遇到的多种多样的严重问题，就需要阅读这本特别有趣、写得极好的书”。
下面谈谈我个人与医学以及医学史间的缘分。我的父母都是学医出身，两人曾在医学院长期任教，分别教授儿科学和药理学。我记得儿时家中的书大多是医学书。少年时我适逢“文革”的书荒之际，当时求知欲正旺，就曾以读家中书架上的医学书为消遣。“文革”后期，我父亲下放当了乡镇医生，我与他随行下乡。平时无事时，我就在父亲给病人看病时侍立一旁，通过耳闻目睹获得了不少医学知识。1978年初，我参加刚恢复的高考，江苏的作文题是“苦战”。我灵机一动，从回忆的库存里编了个赤脚医生治牛皮癣的故事，获得高分，幸而能进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20年后，1998年我去美国南方的杜克大学访学，杜克大学历史系给了我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原主人是个医学史专家，当时正在英国某医学史研究中心访学。我经常浏览他放在办公室的满屋子医学史著作，颇开眼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欧美大学的历史系都非常重视医学史研究，将其纳入史学通常的研究范围。这又勾起我对医学的留念，总想有机会能为医学史的研究做些工作。去年，我去英国访学，在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参观了馆里新设的医学史展览。展厅占两层楼，除实物外还制作了几十个复原医学史场景的大型模型，栩栩如生，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能为医学史做些事了，并且做的是很有意义的翻译工作。这是一本相当值得译的书，它不是一般性的专业技术类医学史著作，而是将医学与历史有机结合的医学社会史著作。作者文笔流畅，写得很生动，可读性较强。为增添译本的直观可视效果，我补配了一些与书中内容有关的图片。我的研究生熊莹翻译了其中第八、第九两章初稿，为我分劳不少。因限于本人的医学和语言水准，译文定会有不尽如人意处，尚望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陈仲丹（书于南京北阴阳营寓所，2003年8月）
以上是我为本书中文本初版写的后记。此后时光匆匆又过去了十余年，在此期间，医疗社会史在国内已由一个冷门的史学分支成为热闹的显学，研究者在各地不乏其人。前两年，我去西安参加陕西师大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正值该校在会议上宣布成立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并请了不少国内医学史的研究专家来共赞盛典，连带我译的这本小书也在会上被提及，说明还有人记得它。2014年该书的原作者之一比迪斯教授又将之修订一番，再次出版。他的修订工作主要是重写了结论部分，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如关于“非典”的内容），增添了新的统计数据，以求与时俱进，并具有新的视野。我作为初版的译者有幸根据新版修订了译稿，并对原译稿做了润色，还更换了一些图片，借此将新的译本奉献给读者，以求为医学史或医学社会史的热火添一小把柴。
陈仲丹（书于南京港龙园寓所，2015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