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纪实系列·穷忙在美国，穷是一种原罪聚焦美国“穷忙族”，看见“看不见的美国”

编辑推荐

在美国，穷是一种原罪。

为什么人们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教育、医疗和住房，就业、税收和福利，乃至性别、地域和文化。穷，永远都是一个“系统”问题。

普利策奖得主，聚焦美国“穷忙族”，看见“看不见的美国”。

内容简介

这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

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梦想，他们的失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尽管美国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一切饱受质疑。

对于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人们常常用“穷忙族”来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

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美国的经济起起落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贫困人口的生活除了更显艰辛之外，基本没有改变。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家庭之间的资产净值差异加大，形成两级分化的局面。富人学区与其他学区的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因哮喘缺课的孩子更多了，享受不到医疗保险的人更多了，忍饥挨饿的人更多了，遭受牢狱之灾的人更多了，做底层工作的非法移民更多了。

美国人普遍不了解贫困的成因，因此也不清楚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信仰美国梦，认为即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也让人们找到了责备穷人的借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资低是工人本身的错，因为工资低不过就是说明他的劳动价值低。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

的确，在一个富有的国家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困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

作者简介

戴维·希普勒(David K. Shipler)，1966年至1988年任职于《纽约时报》。他曾在纽约、西贡、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从事新闻报道，后担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首席外交记者。此外，他也为《纽约客》《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撰写文章。他还创作了另外三本书——《俄罗斯：破碎的偶像, 庄严的梦想》（ Russia: Broken Idols, Solemn Dreams）；《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应许之地的受创精神》（Arab and Jew: 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此书曾获普利策奖；《陌生人的国度：黑白美国》（A Country of Strangers:Blacks and Whites in America）。作为布鲁金斯学会客座学者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希普勒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

前言

序言

对于我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人们常常用“穷忙族”来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1997年，当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我开始寻找那些被抛在后头的劳动人民的踪迹。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社区，在新罕布什尔的白人城镇，在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的工厂和职业培训中心，在阿克伦城和洛杉矶的廉租房，在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的营养不良诊疗中心，在加利福尼亚的血汗工厂，在北卡罗来纳的田地，我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我的目的是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充分地调查他们的生活，解开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链，从中找出个体困境的成因。有些人我只见过一两面，有些人我则从五六年前起跟踪至今，在繁荣的经济崩塌下去，衰退初露苗头时，我数次联系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在这期间，他们得到升迁却又宣告破产，结婚成家却又遭遇离异，有孩子出生，也有家人离世。

这个国家的经济起起落落，但这并没有对这些老百姓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无论年景是好是坏，他们都过得很苦。有些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听天由命，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充满挫败感。用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话来说，他们“厌倦了希望，掏空了梦想”。而另一些人则为自己的梦想和决心而自豪，相信工作的魔力，并为此斗志昂扬。他们很少会为自己的境遇而感到愤懑。当怒火涌上心头时，他们往往会把气都撒在配偶、孩子或者同事身上。他们通常并不抱怨自己的老板、政府、国家，或者社会的财富等级，尽管他们有理由这么做。他们总是埋怨自己。不过有时候，他们确实应该怪自己。

我肯定得喜欢这些人，否则我没办法在几年时间里采访他们十二次、十五次，甚至不止二十次。所以，我肯定得帮他们说说话。不过，我一直在努力用清晰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来看问题。的确，坚定的保守党人和热情的自由党人看到这番贫穷的景象，心中会有所触动。至少我希望会是如此。因为我所发现的现实和任何人提出的政治议程都不太对得上号。我希望能够挑战并撼动这对立的两派一贯以来的设想。

这个主题直指美国人心底对自我的看法，会令他们非常不安。所以，我恳请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读不下去的读者，请理解这些不同的人生中的所有矛盾，用更宽广的心态接纳这些矛盾。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就要超越党派政治。

这些家庭绝大部分勉强生活在联邦政府制定的官方贫困线上下，要观察他们的生活，并借此研究贫困问题，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他们生活在难以界定的边缘地带。但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更值得我们重视。在他们尝试逃离困境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们不得不跨越的障碍。在贫困的边缘，我们看清了贫困的深渊。

“贫穷”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词。因为贫穷不是仅凭政府规定的年收入额就能够描述清楚的一个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它是渐进阶梯上的一片不起眼的区域，这个充满艰辛的区域比社会通常意识到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实际上，许多麻烦与贫穷是相伴相生的，被它们压倒的人比官方定义为“穷人”的人多得多。因此，我对“穷人”这个词的用法跟统计学家不一样。我的用法不那么精确，但这个词指的就应该是经济能力最低，并且面对与之俱来的各种问题的社会阶层。

如果我们的讨论不涉及“穷忙族”的雇主们，那么我们对“穷忙族”的研究就是不充分的，因此，这些雇主们也会出现在书里——他们是企业家和经理人，他们从廉价劳动中获利，或者苦心经营，维持生计。此外，在这条探索之路上，我们还会遇到教师、医生，以及其他想要做些实事的专业人士。

尽管我并不追求代表所有人群，但本书中大部分的穷忙族都是女性，这与整个国家中大部分穷人都是女性的情况一致。她们未婚生子，收入微薄，自己养育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又很多，因此往往身负重担。我写到的大部分人都是美国公民，不过也有些是合法或非法移民，她们的劳动对这个国家的兴旺发展和安居乐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提到的有白人，有黑人，有亚裔，有拉美裔。在美国，贫穷不分民族，没有种族限制。大部分的非裔美国人上的都是质量较低的公立学校，许多人住的都是败落的社区，人们依然对他们抱有成见，他们仍要忍受种族歧视，在他们尽力从手工劳动者爬到管理层的过程中，这种成见和歧视尤为明显。在学校里，在社区中，在争取转换角色的过程中，他们都遭遇到特殊的障碍。奴隶制的思想残余仍未消退，美国的种族偏见由来已久，因此黑人在美国低收入人群中的比重仍然过大。不过，贫穷还包括了所有人的艰辛生活，这些困难折磨着所有种族的人。在职场中处于底层地位的白人尽管没有黑人经历的所有阻碍，但他们的痛苦经历也不少。因此，在上一本《陌生人的国度》里写完关于黑白族群差异的问题之后，我现在要将视角转向不分种族、广泛存在的贫穷的动因。

本书中没有合成的人物；我绝对拒绝创造这样的人物。每个人都是真实的。遇到有人要求我不要写出他的全名时，我会只用他的名，或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名时用一个加双引号的化名，或使用一个随机挑选出来的首字母代替。

在那些我能够指名道姓的人中，有很多人是我要表示感谢的。我的妻子黛比是一名教师，也是社会工作者，她用她的能力让我大开眼界，看清错综复杂的学校教育和子女抚养问题。而且她运笔如飞，帮我手写了初稿。当我采访归来，她会帮助我消化这些采访故事，令我的报道内容更加充实，而且她还鼓励我思考和重新思考自己看到的问题。我的两个孩子劳拉和迈克尔都是文笔优美的作家，也是眼光锐利的观察家，有了他们的建议，我的手稿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有他们，这本书的品质得到了提高。本书经过修改之后，我的大孩子乔纳森读了修改版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

有很多人在百忙之中抽出大量的时间协助我完成本书。在书中，我没有提及或者没能充分致谢的人有：大卫·艾莉森，她是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是新罕布什尔州的立法会议员。她介绍我认识了该州的扶贫工作者，并对本书手稿提出了建议；还有丽贝卡·根茨、司徒南茜和鲍勃·奥尔柯特，她们向新英格兰的贫苦大众伸出了援手；洪罗伊和维克多·纳洛领导着能办实事的组织，帮助洛杉矶的韩国裔和拉美裔工人；我的表姐玛利亚·沃伊切霍夫斯基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和服装制造商，她敞开大门带我了解这个行业里的赚钱门道；还有洛杉矶“特别就业中心”（Job Plus）的莫尼可·马维斯、罗迪丝·卡斯特罗和理查德·凯因斯；华盛顿“首岩浸礼会”（First Rock Baptist Church）的理查德·柯斌牧师大人；SOMESOME，意为So Others Might Eat，即“让所有人都吃上饭”。机构下属的就业培训中心主任詹姆斯·贝克威思，还有鲁弗斯·菲尔德和布兰达·希克斯，他们和我分享了关于首都的贫困问题的深刻见解；还有约书亚·沙夫斯泰因，这位出色而尽职的年轻儿科医师对本书手稿发表了意见，并让我顺利采访了“波士顿医疗中心”（the Boston Medical Center）的临床和研究人员；波士顿医疗中心的黛博拉·弗兰克博士和巴瑞·朱克曼博士也提供了帮助；还有巴尔的摩“成长与营养诊疗中心”（theGrowth and Nutrition Clinic）的莫林·M·布莱克；特拉华州大学的格温·B·布朗；阿克伦城“基督教女青年会”（YMCA）主任南希·赖斯；克利夫兰就业培训中心主管玛丽·拉波特；堪萨斯城地方投资委员会（Kansas Citys Center forEmployment Training）的布伦特·尚德尔梅耶；还有阿克伦城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校长安东尼·玛拉诺和西奥多·辛顿，他们对贫困问题很有洞察力；以及在我采访洛杉矶的韩国裔移民时为我担任口译的宋茱莉亚。

还有我的经纪人埃斯特·纽伯格，从这一项目之初，他就对我殷切鼓励。我的编辑乔纳森·西格尔满怀热忱地接纳我的成果，而且他从善如流，愿意听取有益的意见。他们是我最感激的两个人。

如果你把这当成一本短篇故事集来看，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些故事中有人物，有时还有一些情节，甚至掺杂着家庭悲剧和孤独的英雄主义。但这本书里没有高潮，故事也没有结局。生活依然是未解的难题。

D．K．S．

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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