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大量珍贵照片独家披露。
积淀多年,一次对影像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的尝试。
用笔尖与底片记录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
北岛、陈丹青、鲍昆、郝蕾、老狼、邹静之、史航 诚挚推荐
内容简介
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大量珍贵照片独家披露。
积淀多年,一次对影像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的尝试。
用笔尖与底片记录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
在《不锈时光》中,作者袒露自己的青春与摄影之路:特殊年代的学生岁月、摄影的启蒙与摸索、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离开中学生之后的矿区拍摄、下海后的迷茫与顿悟、与父亲既简单又复杂的感情……敏锐捕捉那些胆大妄为的勇气、暧昧幽微的情愫、隐隐的愧疚与不舍、当头一棒的顿悟,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曾经走过的青春。
作者简介
任曙林,著名摄影师,四月影会重要成员。195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1976年开始摄影,师从狄源沧先生。代表作包括《先进生产者》《北京高考》《八十年代中学生》《矿区劳动者》《山区女孩二十年》《气息》《两个女人》等。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获得“年度摄影家”称号。2010年获得平遥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奖。
目录
自序
开学了
我的中学
童年时光
“文革”中的少年
中学时代
卢沟桥畔
卢沟桥畔
星期五沙龙·四月影会·星星美展
狄源沧先生
影友池小宁
悠悠黄花城
停滞的黄昏
一片风光
边墙人家
从妙峰山到中学校园
爬野山
初拍校园
再拍高考
闪进教室
脚和后背
夏日的回忆
高三学生
没有老师的旅行
新春联欢会
贺年片
放学时分
寂静的校园
男生和女生
二十年后再相聚
走过青春
青春颂
闹世界
一七一中学的她
离开中学生的日子
矿区劳动者
下海
798·气息
天马行空,行色匆匆
初夏
我和父亲
前言
自序
我是任曙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1949年进城的军人,母亲生长在北京,家庭有满族正蓝旗的血统。我算是北京人,不是原住民。
我在北京的三里河长大,那里紧靠着玉渊潭地区,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五六十年代的玉渊潭是一片真山真水。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是全托,只有周末在家里睡觉。七岁上小学,每天要挤汽车好几站,不记得有大人陪着。上中学不久,参与了学校的事情,就搬到学校住,时常周末也不回家。初中后当了工人,基本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工厂了。我算是离开家比较早的人吧。
父亲是农民出身,喜好大自然里的东西。在他的带领下,我心中最早的一些意象就来自那山那水,那西天的云霞。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照相机很早就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我无言的伙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拍照片对于我就像是增加了一只眼睛,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学生与矿工没有区别,都能勾起我遥远的遐想,至于798的房子就是生命的舞动。我身边的女人与不相识的女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不熟悉的自己,至于那个小孩儿简直就是我前世的弟兄了。
我喜欢爬山,山里的一切胜过拍照片,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眼前晃动。慢慢地,眼前的景与物恍惚成了自己,总想进入其中遨游驰骋,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照片是个幽灵,也像个黑洞,诱惑着我痴迷不返。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有外太空的生命来造访我们,也许只有照片可与他们沟通。在照片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
“文革”中的少年
1966年的9月1日不再意味着开学,那年的夏天与秋天连成了一片,我迎来的是随意飘荡的日子,学校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忽然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开始了近乎无人管理的生活。母亲在地质部工作,许多大人把在野外生存的劲头都用在批斗部长、副部长身上。我去找过母亲,安静的办公大楼内外到处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很兴奋,东跑西看,母亲担心,后来就不准我去了。
家中的保姆老王姨已经被迫辞退,因为解放前她们家曾有过丫鬟。我很喜欢听这个老大娘说话,很多老北京话都是从她嘴里听到的,长大后看《红楼梦》,有一半注释我都觉得多余,这么简单的词儿还用解释?她走了,家里安静了许多,街面上日益喧嚣,更衬托出家里的寂静。父母自顾不暇,我和妹妹经常三餐无着落,家里的温度都下降了,更愿意到外面去玩耍。
家里没有了保姆,学校又不上课了,看管妹妹的事儿只能由我来办。上街破四旧时不敢带上她,那是战斗有风险。帮着邮局卖《人民日报》可以带上她,一出去就是小半天,也不带水,干渴着回家再喝,其实卖报的钱就在妹妹兜里装着,那不能用,要一分不少地交回邮局去。有一回要和小伙伴去野玩,怕妹妹走不动拖累集体,我就把她反锁在厨房里了。斗志昂扬了小半天之后,还没到家门口就有细作来报:你妹妹在窗台上哭呢。我的头立马大了。我家住在一层,“文革”后都兴用粗铁丝在窗户上钉出网格状,鬼知道能防什么。厨房门被锁上,窗户又有铁丝,妹妹无奈一只脚伸出铁丝外,身子坐在窗台内侧哭泣。更可怕的是一群小孩儿在窗下围观,二百米外我就看见了,再近哭声入耳,我是无地自容、心乱如麻,内心甜酸苦辣,我这个哥哥呀。
母亲和家附近的厚德福饭庄联系好,每天中午,我带着妹妹去那里吃饭。中午去吃饭的有好几个小朋友,大家围在一张大圆桌周围,还挺高兴的。厚德福是一家河南饭庄,他们做的饭特别好吃。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每次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只是她吃得特别少,只向饭庄的叔叔要一小碗底的米饭。有一次做饭的叔叔开玩笑说,下次你就数几个米粒吃吧。一次我妹妹有意盛了一小勺放进她的碗里,吓得她赶紧说:吃不了吃不了。我妹妹也喜欢在外面玩,她为了能跟上趟和我出去玩,手弄破了什么的从来不哭。到了初中去农村拔麦子,还得过第一名呢。她不是那种娇气的女孩。
我们也去楼区小平房的一家吃过饭,那家孩子的父亲是个电工,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孩比我妹妹大两岁。我妹妹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骄傲,她们俩很是要好。后来我疯跑,妹妹就找她玩去了。也有一段时间舅妈舅舅住到我家里,我们也算有口饭吃了。总之,1966年夏天老王姨离开后,我和妹妹就开始了一种近乎漂泊的生活,直到1968年学校复课闹革命。虽说进了学校并没有上什么课,但总算有了去处。“文化大革命”后,我还学习过做饭,不会用碱就去买发酵粉蒸馒头,但是烙饼没有学会,妈妈说你这是“摇头晃脑”饼,太硬了咬不动。有一次要做个汤,我又来了邪劲儿,把家里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一点儿。妹妹说不好喝,我是越来越有兴致,汤的颜色却越来越深,最后倒掉了。我还管理过家里的钱财。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父母对我说,我们把工资交给你吧,需要买什么东西,你自己就记个账。我很兴奋,觉得天降大任,同时也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十分认真负责地干了一段时间。那时都买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的都是几毛几分的记录在一个横格本里,一行行的,整整齐齐,完后放在大衣柜的抽屉里,像个机密文件。那时的一元钱纸币比现在的大,在我心中是大钞票了。两元钱就可以买许多东西,五元钱的纸币不敢轻易动,如果拿到十元钱,觉得那纸币沉甸甸的,要放在贴身的地方。
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总感觉那时候是否家里发生了什么。父亲早已故去,母亲也已年过九十,它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疑问。
父亲在国务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放学后也经常去找他。那时我在西四上小学,坐几站无轨电车就到了中南海的北门。下车后我喜欢贴着一面大灰墙走一段,快到门口的墙体,离地一米高加厚出一层台,我一定要爬上去,离地一米的行走很是爽,又是贴着高墙,有点儿侠客的味道。这段台儿在到门口时逐渐变窄,以至消失,我每次都是坚持到无法下脚,只好跳下去。一抬头,门口的警卫已然在眼前。那儿的叔叔全认识我,他们站在塔状的木房子里,用眼睛同我打着招呼,而我则背着书包连跑带颠地进了那一片古香古色的院落中。
我很喜欢父亲的工作环境,都是特别古代的房子。下雨时,站在屋檐下淋不着,院子里到处是树和花草,总有鸟叫。那儿的房子全是平房,院子连着院子,互相都通着,我有时去转转,弄不好还会迷路呢。那时小学生的作业很少,一会儿就能做完,做完父亲就允许我出去玩了,他也落个清静。我最喜欢沿着水边走,一直向南而去,可以走到一段阶梯入水处,再往南,就有警卫拦住了,后来知道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南海。我坐在阶梯上,很是奇怪这台阶怎么走到水里去了呢?抬头东望,一大片水中有个小岛,岛上有房子还有树。我很希望到那里去玩,但眼前只有水,没有船。多年后我才知道,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在那里,而长大的我只能在北海的桥上远远地向南眺望,边走边望,不允许停留。
那些年的许多下午,我都是在那些古老庭院里度过的。我可以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就着茶几做作业,父亲是不容许我走近他的办公桌的。一次他去了厕所,我好奇地翻看桌子上的报纸,他回来后很严厉地说了我。父亲有时会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看,一次母亲看了几眼,父亲马上拿了过来,母亲叨咕了几句。那是机密文件吗?每次下班回家,锁好办公室的门,父亲会把钥匙放在窗户的木格子上,从来不把它带回家。
我不愿意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跑出去玩,转了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在院子里游荡的人只有我一个,再就是不时遇到的警卫。他们总在走,而且总是两个人一起走,不停地走,在不时的相遇中,我们擦身而过,互相不说话,而大门口的警卫,有时还跟我逗几句。多少年后,我再路过中南海的北门,已经没有胆量靠近那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去找过父亲,那里的气氛已经不很宁静了,再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1966年的深秋,有一天我坐车路过中南海,那熟悉的高大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层,许多人在那里喊叫。我熟悉的安静乐园突然变了,兴奋中我内心开始有了一点儿害怕。
父亲带我去玉渊潭到底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夏日的玉渊潭在今天看来就是世外桃源,原生态的乡村,今天要找寻类似的地方怕是要开车去到几百公里外了,而且也很难保证味道纯正。那时逛乡村肯定是步行,走走停停、聊聊看看是父亲的习惯,妹妹是服从家长的,我却总想多跑些地方,但我的速度总被父亲控制住。我被迫学会了静下来,细心地观察着什么,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许多世界了。那时玉渊潭有棵桑葚树,半米来粗,根茎像蟒蛇般钻出地面,盘踞在树根周围,总有些农人在树下乘凉,高高低低的错落有致。应该是个村口,每次到此父亲都要停留半天,蹲在那里说许多话,很开心的。我记得大树的叶子铺天盖地,站在高处可以用手摸到,不知什么季节大树结了果实,我第一次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吃,我记住了它的颜色和样子,长大后市场上出售的桑葚我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桑葚,味道不对呀。玉渊潭的麦田连接着钓鱼台,好大的一片呢!父亲会把麦穗搓开,把麦粒展示在手掌上,我吃到了原生态的面粉。麦芒有倒刺,十分好玩儿。
父亲对河的喜爱深深地影响了我,那启蒙就是在玉渊潭的乡村完成的。顺着土路和野草不知不觉就到了河边,你看不见河岸,草、土、水是融为一体的,就像真正的天、地、人的关系。再看那河水的流动多么自然舒服,带着声响,带着漂叶和小虫,河水不一定清澈见底,却一定有水草和鱼虾,那是真正的河呀!后来在北京就看不到这样的河了,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方方正正,把河管束得像游泳池子。河,已经死了。父亲为我在河边留下了几张照片,我站着,妹妹蹲在我身边。如今他已远去,却把鲜活的河水留在了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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