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 学业、爱情、事业、生活，梁启超无所不谈，唯独没有说教

前言

代前言：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本文出自拙文《常道与常识——重估梁启超之路》（刊载于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原学》第一辑）的下半部分，为适应本书略加修改。]
刘海滨

我们熟悉的现代学者和成功人士形象，或是埋头学术，或是在外奔忙，对他们来说，家庭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延伸或歇脚的旅店，家庭生活的和乐融洽与盎然生机已经干枯消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终其一生梁启超大概都是那个时代最忙的人，但家庭生活之于他就如水之于鱼，须臾不能离且乐在其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并非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或是其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而是其家庭生活乃至梁启超生命本身的具体呈现。出于父亲的责任和对子女的爱，他当然希望把自己的理想和经验传达给孩子们，但并非如当今的虎爸虎妈们那样急迫和焦虑，梁启超仍然依着自己一贯的修身之道，如是说，如是行，即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正是因为学问与生活打成一片，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很难总结出可称为“梁式家教法”的一套方法；在写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 梁启超给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照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刚发出，就写下一封，并且与居住在各地的儿女分别写——来看，当远远不止这些。他与年龄较长的儿女交流大多通过书信进行，主要是因为早年梁启超投身政治，与家人聚少离多，后期儿女们又陆续出国读书，当然现代邮政的方便快捷也为此创造了条件。]中，我们看到，除了嘘寒问暖之外，梁启超不厌其详地跟儿女谈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语气极其亲切平易，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还不时夹杂诙谐戏谑，就像孩子们的玩笑。

在这家常谈话中，一面是对传统家教精神的自觉承接。古人说“言教不如身教”，梁启超是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孩子们具体可感地看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所以不厌其详地描写事情细节和自己的内心活动。古人又说“父子不责善”，孟子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就是说父子之间首先应该注重情感的亲密融洽，如果管教过于严厉就会损害亲情，亲情受损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祥莫大焉），因此提倡两个父亲互换来教导对方的孩子（易子而教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传统的父亲都是端着一副面孔、不苟言笑的严父（很多人大概是从《红楼梦》中的贾政得来的印象，要知道小说塑造这个形象本身有其特别的用意，所以叫做“假正”），其实古时候很多父亲是富有温情的。对于传统家教和父子关系的了解，可以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故而梁启超非常注重与儿女的情感交流，对他们投入“十二分的热烈”的“爱情”，而尽量避免责备和说教。

另一面，又主动将现代西方平等、自由等理念引入家庭关系之中。现代的平等、自由侧重于社会权利层面，与传统道德的侧重于精神层面并不矛盾，而恰恰是道德的自我更新。对此梁启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自觉地将之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梁启超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随时述说自己的经历，倾诉情感，这一点确与古人有所不同。古人虽然讲究父子亲情，但在彼此关系上毕竟上下对待的意味多，平等交流的意味少；梁启超则更多采用平等交流的方式，但其背后仍不失父子的伦理地位。

这种基于传统教育根本的吸收融合，正是梁启超“返本开新”文化观的体现。教育的困境并非始于今天，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就面对跟我们同样的问题。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以“知识”为内容，为导向。与传统教育注重德育，以“成人”为目的（这一点东西方大体相同，因此可以称为古典教育）有根本的不同。 “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梁启超发明的这个形容现代学校的比喻可谓一针见血，今天看起来尤其触目惊心。究其实质，教育的困境是所谓现代性带来的弊端。两百多年前自欧洲开端、进而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其主要特征是“世俗化”，就是重视人类生活中身体、物质的一端，而忽视精神生活，特别是道德、宗教层面。与之相应的是古典教育精神的失落，表现为重知识、轻德育。

那么，现代知识与古典道德是否不可兼得呢？梁启超通过早年的政治经历，结合切身的体验、对西方国家的观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德育统摄智育，将传统的修身之道贯穿于知识学习之中。在其后半生，梁启超奔走呼吁且亲身投入教育实践，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因为大多数人正热切地走上这条“现代教育”的道路，根本不想回头，改革教育任重而道远，其在清华研究院等处的试验，效果也很有限。

家庭教育是梁氏教育实践的另一块田地，在这里，他耕耘的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较少受干扰、主动性也更强，其效果可以说是理想的。家庭教育之于梁启超并非仅是试验田；作为一个父亲，在学校教育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家教首先是一个补救行动，事实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正因为如此，梁氏家教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才更具学习和借鉴意义。

一、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是修身，一如其在学校教育中所提倡的。只是教育方式须与学校教育有所区别。传统教育的实践性，使其特别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在师生之间如此，在父子之间尤其如此。梁启超家书中总是花费大量笔墨叙述自己近来的经历，固然是抒发情感和向家人报平安，更重要的是，借助这样的机会，透过这些叙述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传授修身方法。

从1912年9月由日本启程回国开始，梁启超与大女儿思顺频繁通信，此后至1917年底，梁启超积极投身政治，短短几年，历经袁世凯时期、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几乎无一日不在风云激荡之中，其间惊涛骇浪、大起大落又不知凡几，甚至数次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期间的家书中，完整地呈现了梁氏经历的所有大小动荡、悲喜闹剧，读之如同看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既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又有刻画生动的大量细节，梁启超的情感反应也随着剧情发展而百千变化：先是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继而陷于斗争旋涡、进退两难，接着遇挫失望、几欲归隐，再到振刷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无论境遇和情感如何动荡起伏，修身的自觉是贯穿始终的。修身的原则是反求诸己，一切境遇皆是心性修养的机会：不以利益得失、甚至生死为虑，对于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事业的成败结果亦无需挂怀。在信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困境时“心境泰然，绝无着急”，平坦时“虽终日劳劳，精神逾健”，动荡时“所受刺激颇多，然吾常自镇”，危险时“吾更为小人所最疾忌，亦只得居易俟命耳”，艰难时“事之艰辛，非今日始知之，故亦无畔援，无歆羡也”。其背后的原因乃是修身有得：“吾亦尝学道自得，岂外界所得牵移！”再者，时时以生平志向和时代责任提醒自己（此即古人所谓“责志”），“作今日之中国人安得不受苦，我之地位更无所逃避”，“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义不容辞”；以艰难困苦当做磨砺自己的良机，“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经历事故，实千载难得之机”；反过来，生活太顺利时就需要警惕，“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磨炼后的升华则是“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胸无一事”。这些并非是空头说教，而是在对儿女讲述自己经历时的真实感受，作为自我的反省、提醒和总结，充满了力量和人情味，儿女们自然得到激发和鼓舞。1916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策划其弟子蔡锷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自己随后也逃出北京，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策动都督陆荣廷出兵。梁启超除了在家信中随时报告以外，又将一路躲避追堵，历经磨难，几乎丧命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写成《从军日记》，郑重其事地寄给儿女们，说“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

1918年之后，梁启超从政治中抽身，转而专注于教育和文化事业，生活趋于平稳。他一面奔走各地讲演，提倡修身和德育，一面投身教育改革实验，热情高涨地投入工作。但仍抽空将自己的工作、计划事无巨细地写在家信中，包括忙里偷闲带孩子们去游乐场、北戴河，也绘声绘色地讲给国外的思顺听。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至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此间除了跟丈夫一起旅居加拿大的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也先后出国留学，因此梁启超和儿女的通信更加频繁。在此阶段，梁启超的信中有更多的对自我人生观、家庭观总结的意味，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总结为“得做且做”主义：这信上讲了好些悲观的话，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讲演，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不管外境如何变化，内心保持安定；不管结果怎样，兴会淋漓地做事，能做多少做多少。这种做事的状态，来自人生的态度，“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更来自修身工夫的磨炼，“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狠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

传统学问中，修身和德育是一体的，自己做到了，自然能够影响别人，对子女也是一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姊弟兄的模范”，“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对于自己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梁启超很有自信，“我又狠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们）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孩子们的反应（这样的教育效果）如何呢？对于梁启超的身教言传，孩子们从心里感动和认同，“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对于这样的父亲，孩子们视若珍宝，时刻挂念他的安危和健康。1927年梁启超做了肾脏切除手术，儿女们放心不下，委托回国的思永做“总司令”，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康复计划，照顾父亲的起居，限制他的工作。梁启超说：“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便流泪。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狠知道的。”

古人修身的两大途径，一是省察，二是涵养，一般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须相互配合、不得偏废。所谓省察，就是时时反身内省，照察和修正自己的行为和心念。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立榜样和参照以外，还经常就着孩子们的亲身经历，随机点化，让他们借机反省体察。例如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两个孩子都受了伤，一家人颇受惊吓。梁启超连续写信告知思顺，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俩的相互救助，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牵挂，细致入微，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说此次能够“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真是徼天之幸”；在结尾处轻轻说道“这回小小飞灾，狠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狠喜欢”，却是整个叙述的点睛之笔。思成因车祸骨折，入院治疗两个月，梁启超要他借机温习读诵《论语》《孟子》，“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思成原定的出国留学计划因此事受到影响，梁启超又开导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因为思成的未婚妻林徽音（后改为“徽因”）与思顺产生矛盾，给思成造成很大的心理波动，思成反省自己，“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梁启超借机说了一大段自己理解的佛教“因果业报”和“随业轮回”的道理。这几乎是梁启超家信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系统论述自己的观念，但也是借着儿女的自我反省机会适时加以引导（此即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说完这番道理之后，又不忘加一句：“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因思成那封信像是看见一点这种真理，所以顺便给你们谈谈。”

后来徽音的父亲因为牵入军阀斗争意外身亡，梁启超专门写信给徽音、思成劝慰，又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不断开导：思成饮食上尤不可太刻苦。前几天见着君劢的弟弟，他说思成像是滋养品不够，脸色狠憔悴。你知道爹爹常常记挂你，这一点你要令爹爹安慰才好。徽音怎么样?我前月有狠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思顺因为调动工作的事烦恼，他一面答应尽量帮助，一面趁机开导：“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若勉强倒会出岔子”，“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现在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修身的第二条途径，所谓涵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陶养性情。对此梁启超也有自觉的认识，并时时灌注到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引导和艺术熏陶之中。梁启超对孩子们说“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时时关切儿女的生活情况、身体和心理健康。初回国的四五年，家里生活比较优渥，他提醒儿女“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因倒袁运动匆忙出逃之际，反而庆幸自己重回“忧患生涯”，说这是上天对儿女的恩赐，欲以此“玉成”他们，假使再过几年舒适虚荣的生活，恐怕就要变成“纨绔子”了。他经常提醒儿女要保持寒素之家的本分，说“吃苦是最好的教育”，但当得知思庄在国外过于俭省，又说“你们既已都是狠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

与现代人多把才艺当成竞争加分的手段或者作为日后谋生的技能不同，古来君子以琴棋书画来涵养性情（此即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德为人生准的，在正面的省察身心之外，辅之以艺术的熏陶涵养），梁启超深得个中三昧。他一面叙说自己如何写字兴致高涨，定为日课，以亲身实践来告诉孩子们此为“养心之良法”，一面为了引导儿女学字，请著名书法家魏铁栅指点思顺、思成，还不时请名家给孩子们题赠字画，通常是每个孩子各有一份。他还经常跑琉璃厂搜集字画书籍文具，作为礼物不时分给孩子们。这件事做得非常认真，根据子女的个性和爱好分发礼物（比如给思顺的是白香山、苏东坡、李商隐集和仕女图），要分别刻上每个人的名字，还不忘适时引导，比如有一部仿宋本《四书》乃是清末名臣和收藏家王懿荣的藏品，他先是说不舍得给、要留着“自养”，后来赠与思成，一再叮嘱“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务必熟读成诵才不辜负它。

二、修身与科学（学术）研究

梁启超家书的另一个谈话重点是孩子们的学业，而现代学校教育和职业选择面对的是知识性学问，此问题的实质是现代人如何对待科学和知识。在传统的语境下，知识性学问自有其位置，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被统摄在道德的培养之中，比如王阳明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与陆原静》）君子以道德养成为目标，但并非要摒弃事务，只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保持省察涵养，则各种事务无不是磨炼心性的途径，知识性学问不过是其中一种事务。只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知识性学问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重新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定位。对此，梁启超倡导以道德统摄科学，即是一方面必须纠正现代性的偏离，重新恢复道德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又需给予知识特别的重视，使它既不会僭越自己的位置，又能够保持活力获得应有的发展。

......

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梁启超展示了一个现代君子的态度和气度。这是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一个著名的事故。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结果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且便血的病症依旧，完全是误诊，且院方还试图掩盖。[ 综合梁启超家书、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及后来史家的考证，梁启超此病的原由经过大致如下：1923年春初次发现小便带血，但并未在意，1926年1月往北京德国医院检查，之后入协和医院就诊，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专家会诊的结果是左肾结核，须手术切除。在3月16日的手术中，因值班护士错标了位置，主刀医生亦未核验，结果误切了右肾。此系重大医疗事故，但医院隐瞒了实情，先是说右肾确实有病（部分腐坏），后经名医伍连德（亦为梁启超好友）亲自查验，确认右肾健康无病，协和始说是误诊，但仍隐藏了错割右肾的事实。直至1971年，梁启超去世40多年后，经当年参加手术的实习医生透露，梁思成才得知真相，由1997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夫人费蔚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音》一书予以披露。梁启超此病，伍连德诊断为一种轻微肾炎（而非协和的结论“无理由出血”），并认为西医很难求速效，同意以中药疗治为好。而据著名中医唐天如的诊断，“病源在胆，因惊皇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积于膀胱”（梁启超1926年8月22日给孩子们的信），据此梁启超推断其病起因于梁妻病重之时，而改服唐氏所开中药后，立见奇效，十剂后小便颜色恢复正常。但此后并未能断除病根，梁启超又不肯停下工作，操劳稍有过度病即复发，身体很快衰弱，不到三年即去世。考察整个过程，病因虽在内，手术和误割对梁启超体质的影响是直接且巨大的（他一向体力精力过人，家信中说医生在手术前后也一致称赞其体质强健、恢复奇速超乎常人）。]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一时间舆论哗然，很多友人学生预备兴师问罪。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以及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谈及此事，始终保持客观和乐观，即使在误诊确凿之后也从未有过言辞急迫。并且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请大家不要因为偶然的失误而为难医院，从而妨碍西医和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和发展。面对突发事件，即使是切身相关，保持理性的判断，做出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是现代文明人应有的态度；在此过程中，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体察他人的困难和心境，乃至平静地接受结果，不怨天不尤人，始终保持向上不息的生命状态，这是君子的修养。手术毕竟对梁启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此后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不久即离世。古人云“平生所学，正今日要用”[ 古人对于修身之境界（效果）的检验，最看重生死之际的表现。佛家自不必说，儒者之间也往往以此衡量工夫学力。可参程颐关于邵雍的谈话：“邵尧夫临终时，只是谐谑，须臾而去。以圣人观之，则亦未是，盖犹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悬绝矣（按，此谓邵雍不以生死挂怀，虽与圣人之境犹有差距，与常人相比则已天地悬殊）。他疾甚革，某往视之，因警之曰：‘尧夫平生所学，今日无事否？’他气微不能答。次日见之，却有声如丝发来，大答云：‘你道生姜树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说。’”（《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朱熹所撰《伊川年谱》载：“（程颐）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着用便不是（按，此谓不应有意于用，胸中自然洒脱）。’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梁启超手术之事虽非临终，亦可类比，且观其临终前数日仍镇静自若，无私忘我之情形（参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虽不能妄拟圣贤，允称今之君子。]，面对生死考验，梁启超为世人展现了君子应有的修为境界，更重要的是，为“现代公民可以为君子”做了表率。

2020年3月30日(庚子年三月初七)
改定于沪上毋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