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上下册）明清史学界元老、著名学者韦庆远先生代表作

编辑推荐

想了解大明王朝改革的复杂与艰难，中国古代官场的明争与暗斗，都必须一看！

大厦将倾，且看权相张居正如何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

为什么说“明实亡于万历”，而非崇祯？

改革必然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大幅改组，如何打破原有的权利利益平衡，并深入推进？

如何走出“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

干净的庸吏和贪腐的能吏，该要哪一个？

权位的上升必然促使理性的下降？

内容简介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

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韦庆远（1928-2009），广东顺德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明代黄册制度》、《中国档案史稿》、《康雍乾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主编）、《清代奴婢制度》（合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清代全史》（第四卷）、《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

后记

后　记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终于脱稿了，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回忆这一段工作历程，首先是对多年来一直对此关心督促，并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师友们充满感激之情。

自己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即每到一处，必到当地图书馆去利用它们的藏书。自着手本专题研究以来，当然更以收集与本书传主张居正直接间接有关的资料作为重点。十多年来，除了在本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以外，我还先后在北京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和汉学研究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等处较系统地阅读图书。正是由于各馆各具特色的丰富藏书，才使我掌握的研究资料，逐渐增加积累，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逐步加深思考。

特别是，在1995年秋天到1996年春天，我应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所教书和到其他单位作学术访问，当时正处于本书已草拟出部分初稿，同时又是收集资料最关键的时刻。手上虽已积累了一定资料，但又担心另一些最基本最原始的资料仍未看到，担心由此作出的判断易于偏颇。其中较为薄弱的，是一些与张居正关系较密切或冲突最突出的人物的文集，和在推行全国经济政治改革过程中，反映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地方志，以及一些孤本、抄本等。为填充以上空白，除了要上课的日子外，我差不多每天都到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室或汉学研究中心藏书室借阅图书资料。承图书馆工作人员张锦郎先生、卢锦棠先生、方美芬小姐、罗金梅小姐；汉学研究中心刘显叔先生、张琏小姐等热情帮助，经常为我解决借调、复印、制图等问题，提供各种方便。有一些照顾是令人难忘的。例如，我有一次提出，希望了解近四十余年台湾学术界对张居正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几天，图书馆就为我提供出一份历年在台湾各报刊发表的、所有有关张居正问题论文的完整复印件。又例如，汉学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影印我国流散于域外的已佚古籍，这批影印本是该中心的珍藏之一。但他们不仅给我提供借阅的方便，而且还免费为我再重新复印选中的材料。我之所以能在1996年春季基本结束了收集资料的工作，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转入写作和修订书稿，实与他们的鼎力帮助分不开。我一直为他们以及其他图书馆许多同仁的服务和敬业精神所鼓舞，为他们致力于促进两岸学术交流的热忱所鼓舞。

另外，我还由衷地感谢许多同行师友，他们是李洵、吴量恺、叶显恩、梁希哲、杜婉言、刘重日、林金树、吕士朋、张德言、赵毅、徐泓、张哲郎、赵令扬、苏同炳、吴智和、林丽月、朱鸿、何冠彪、叶泉宏、柏桦、余兴安、李克毅、李春明等。他们都是明史研究工作者，又都是我在进行本专题研究时经常交流意见，进行咨询和请教的人。和以上诸位的历次见面和通信，差不多都离不开张居正这个话题。我们曾多次在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过坦诚愉快的讨论。他们对初稿提出的批评和补充意见，对我都是很好的启迪，从中得到不少教益。特别是杜婉言、叶显恩、徐泓、苏同炳四位，分别为我审阅了全部手稿，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纠正了一些谬误。叶泉宏先生为我提供了16世纪朝鲜国人士对明朝国政民情记载的汉文文献；柏桦先生为我提供了日本的史学界有关评述张居正的多篇文章，都有助于扩大我的视野，有助于争取能较全面地观察和论述有关问题。

应该说，《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之能成书，实凝聚着以上师友的大量心力。在他们深厚情谊的策励下，本人不敢不勉力前驱。

本书定稿之日，恰好是自己年届七十之期。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应该更努力工作。

韦庆远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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