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者说 讲述古墓葬挖掘、古遗址探寻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田野考古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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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常年扎根田野的考古学家，郑嘉励老师对物的体贴总是较常人更为深入。无法装进考古报告、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的感慨和体悟，便自成一格，成为一种全新的学者型散文。墓地背后的生死悲欢，城址深处的历史故事，考古行旅中的所思所感，均成为他的写作素材，时而让读者会心一笑，时而让读者拍案叫绝，并生发出对人生、历史的独特感悟和思考。

内容简介

本书在我社2016年出版的图书《考古的另一面》之基础上修订而来，新书删去其中与考古工作关系相对疏离的文字，增加了大量主题性和专业性较强的文章。修订后全书共分四编，分别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寻墓、语石两编，在原书石语、冢书两辑内容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读城一编，是全新的内容，主要围绕浙江城市考古展开；格物一编，则在原书“观物”一辑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依然主要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作者简介

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文物博物馆学兼职教授，从事田野考古、文物保护的工作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浙江宋墓》《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等，业余从事杂文写作，结集有《考古的另一面》《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等，既为个人的抒情遣怀，也为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情感、趣味与思想之连接。

前言

自序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自1995年供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不曾跳槽，更无缘改行。

文物考古工作是“属地管理”的性质，我的田野考古实践只局限于浙江境内。

以文字出现为界，人类社会大略可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与此相应，考古亦分作史前、历史时期考古两大部分：前者探索文字诞生以前的人类社会，据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99%以上；历史时期考古，可粗分为夏商周、汉唐、宋元明考古等，年代越早，史料越少，三皇五帝时代无书可读，夏商周的历史主要就靠考古来建设，过去考古界的行话“古不考三代以下”，是说年代越晚近，史料越丰富，考古工作于历史重建的重要性，恰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成反比。很不幸，我从事的宋元明考古，如你所知，该时段与中古、三代最大的不同，正是文献记载的高度发达，只顾挖土，而不读书，是行不通的。

按工作性质的差异，田野考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主动性考古发掘，即为解决特定学术目标而主动开展的工作，比如1999年我参加的寺龙口越窑遗址发掘，初衷就为了建立唐宋越窑青瓷的分期和编年；二是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高速公路通往哪里，铁路建至何方，开发区的大工程，均可能涉及地下埋藏的古遗址、古墓葬，于是到处救火，赶在公路通车、项目竣工以前将文物抢救出来。我的考古经历，十之八九，属于后者。

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工期紧迫，流动性大，从消极方面来说，主动权并不操之在我，难以有较为重大、系统的考古发现；往积极面说，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地方，游历颇广，心得亦多。2000年以前，浙江基本建设的规模尚小，每年至多参加一二个考古项目，每个考古队甚至配备有三五个正式的业务干部。自从进入新世纪，社会大发展，我每年都有好几个项目，最忙碌的时候，一年甚至负责过七个考古项目。项目多，人手少，考古队通常由我独挑大梁，带领一二技工，也就是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实际工作的农民或临时工，四处出击，八方救火——在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湖州、嘉兴的乡下野外，少则待数月，多则半年以上，租住老乡民房，像极了庄稼汉，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与农民工同进共出，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和遥远渺茫的古代之间的缝隙中，战斗于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最前线，俯仰天地，穿越古今，叩问工作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第一线的考古领队，面对的事务，考虑的问题，绝非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从考古项目的申报、青苗损失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老乡的相处、与工程建设方的工期协商、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考古发掘记录的业务本身到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事必躬亲，至少都要妥善处理。这些过程很磨人，应付裕如的考古领队，想必可以胜任乡镇干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岗位。

当然，我志不在当乡镇干部，考古人的底子是读书人，高尚其名，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文物志和古籍，若以每年去两三个地方计算，二十年下来，即使读书再囫囵，积累也必可观——所以，我常常自诩，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最近、最有“人民性”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然而，放眼海内，当今的人文学者，就数考古学者的文字最枯燥乏味，这是我至今不能明白的事。

传统的考古工作者，大概只写三种文章：一是考古报告，客观报道古遗址、墓葬的发现，甚至可以不需要个人观点；二是学术论文，对古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问题，有理有据地发表个人观点；如果还有余力，把考古发现和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这就是第三类的科普文章。

然而，我在田野中的见闻，在阅读时的感想，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对世味的体悟，却不能装进前面提到的三种文体中。所以，这些“额外”的生活就逐渐形成了第四种文体。十多年前，我在杭州本地的报纸上开专栏，后来又在《瞭望东方周刊》上接着开。我非专业作家，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寻找写作的扬长避短之道，自忖无法在文采、学术上胜于人，只好努力从田野考古的第一手生活中取材。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指引我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行路，确保我写出别人笔下所没有的文字。

考古人强调田野中的直接经验，自是职业本色。我只在浙江从事宋元考古工作，具体的实践必受局限。不必说作论文，便是写杂文，我也从来不敢写到浙江以外的地方，不敢涉及唐代以前的事物。田野考古工作者的身份，似乎限定了我的思维，我的实践扎根于土地，写作也必须扎根于此。该身份有其坏处，偏安一隅，束缚视野，但也有其好处，田野实践确保我思想的新鲜度和题材的唯一性。我的文字是“唯一”的，因为主持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调查、在浙南山区组织文物普查、整理《南宋徐谓礼文书》的生活是唯一的。学者的文字，多数是从话语中产生话语，从文本中产生文本，鸡生蛋，蛋生鸡，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我扎根于田野，努力从常人的经验出发，思考古人的知识问题，从田野而非书本出发生产新知识和新趣味。这才是考古工作者应该坚守并追求的美德。

说起来，考古的工作对象，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古人生活、生产中的一切，然而高度概括起来，则不出四大类：古墓葬；古遗址，就历史时期而言，主要是城市考古；手工业遗存，在浙江，主要指越窑、龙泉窑等瓷窑址考古；另有至今尚存于地面上的摩崖碑刻和历史建筑，以明清以降的乡土建筑为主。

本书收录的文章，多为围绕以上四类对象的写作，共分四编。第一编“寻墓”，是古代墓葬题材的写作，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我较有心得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太忌讳，古墓葬是个极有思想张力的意象，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过去、现在与未来，程式化的墓葬背后，更有庞大的观念世界，无尽的生死悲欢，真正一部大书；第二编“语石”，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搜罗浙江出土宋元墓志是我的业务工作之一，整理古人遗物，要求客观公正，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感慨，不吐不快，貌似有点稀薄的学术性，内里则是文艺性的；第三编“读城”，是围绕城市考古的写作，2015年以后，我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宋代墓葬转向唐宋城市考古，工作中的想法，一时无法写成考古报告或论文，便先写成杂文的格式；第四编“格物”，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多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仍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

以上分类只是聊备一格，个别篇目容或界限暧昧，难以截然归类。然而，这组文字终归有其共性，即以说古代物事为主，且多取材于本人的直接生活经验，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杂文虽小，也要尽量呈现个人完整的喜怒哀乐，是我一贯的追求。

这组文字，有的写于十年前，有的成文于前不久。十年来，个人的趣味和思想多有改变，但我始终想做成一件事，即证明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家乡或城市的灵魂，凝结着无数代人的创造和情感。假如这组散漫的文字存在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考古与我们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自身的生活环境。这也许可算我至今未敢全忘的初心吧。

书稿完成后，依照惯例，本该向名家求序，以高身价，遂请《读库》编辑张立宪（老六）老师赐序。老六说，“不要找人写序，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做一本只属于自己的干干净净的书。书中最好都是自己的文字，他人的意见，只能在书本之外呈现”。

我从善如流，故自序如上。

郑嘉励

庚子孟春于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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