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聚焦南宋至元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变革，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走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从宋元之际金榜题名后的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探索宋元社会转型，以及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的基础，揭示中国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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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来先生提倡的“宋元变革论”的内涵是怎样的？它与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官职数量减少，而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涌现了大量的科举及第者，但是金榜题名后的士人却不能马上任官，不得不面对升官难、入官时“千人竞渡”“员多阙少”的局面，大量仕途艰难的士人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来说，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士人们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不求官”？元朝一度停废科举，那些社会精英的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什么变化？士人精英的多元流向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的形成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书一一揭晓谜底的同时，也让您从全新的视角理解宋元社会，以及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之走向。

“超然于物表”：黄公望绝意荣势

在科举停废的元代，士人的入仕路径，只剩下为吏一途。相对于南宋以来的科举路艰，元代士人可能会觉得直接为吏更为便捷。黄公望也未能免俗，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了胥吏的大军。47岁的黄公望因受累而被捕入狱，对他的打击很大，让他对官场彻底心灰意冷。留给他的只有归隐林泉，后来皈依全真教。黄公望出狱回到江南故乡，从此，黄公望真正寄情山水，开始了作画生涯。或许该感谢黄公望的仕途艰难，让官场少了个官僚，画坛多了位巨匠。

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也曾经仕途艰难？

杨万里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孝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光宗亲自为他题写“诚斋”匾额，死后赠官为从二品的光禄大夫。然而杨万里的仕途却充满了艰辛。22岁乡举失败，24岁再试，方得取解，但在25岁应试礼部时又名落孙山。不屈不挠，27岁再获乡解，遂于28岁终得登第。登第后，杨万里成为最低一级的选人左迪功郎，授以赣州司户参军。不过杨万里还不能立即赴任，待阙两年后才能赴任。32岁的杨万里在赣州司户参军任满，被授以零陵县丞。仕途不顺的杨万里发出感慨：“我岂登名晚，今仍作吏卑。”在零陵县丞任上，杨万里幸运地结识了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从而得以师事张浚，从此，杨万里得以脱出选海。尽管在张浚推荐下脱出选海，但生活上杨万里还一时未能摆脱贫困。他在39岁丁父忧居家时，写下《悯旱》一诗，诗中描述了生活的贫困：“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量不尽穷愁。小儿察我惨不乐，旋沽村酒聊相酌。更哦子美醉时歌，焉知饿死填沟壑。”

 “煞费苦心”提携子嗣亲属的杨万里

杨万里仕途不顺的经历，让他在官场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便竭力提携帮助子嗣亲属尽早脱离选海。《诚斋集》中，杨万里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求破白、合尖等荐举状的书信，或是请求关照的书信，以及求得荐举状后的感谢信函，就达100多通。对于并不太熟的人，杨万里要先去信套近乎，往往等到与对方有过两三次通信往复之后，方提出自己的请求。可见杨万里也是煞费心思。为帮助自己儿子求得荐举信，杨万里的信可谓恳切之至，不仅呼唤往事记忆，还援引苏东坡的话，说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不容对方推脱。“吾儿即公儿”是杨万里在为儿子请托时使用最频繁的一句话。性格倔强的杨万里为了儿子的前程，还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周必大写第一份推荐信来“破白”。在两个儿子分别因此而改官和中铨之后，还写信用了“感焉至骨”这样夸张的表达。晚年的杨万里，身体并不好，右臂麻痹，不能写字，就口述让儿子或女婿代笔写荐举信。以晚年带病之身，写下几百封请托书信，也着实难为了杨万里。可以说，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托，几乎成了杨万里晚年家居的主要事情之一。

一代文豪苏东坡的“读书不求官”有何影响？

“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官，不只在宋代是主流，甚至也是传统社会的主流，而东坡先生有首写给他的两个侄子的五言诗，诗的开头四句却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诗的意思很直白，也就是说，经营家业谋生计不追求巨富，读书不谋求做官，就像饮酒处于不醉的状态，最为适意。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趋势，既模糊了士人与士大夫的界限，也淡化了仕与不仕的意识。与政治的疏离，让苏轼的“读书不求官”获得了更多的共鸣，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世界观。比如南宋的士人余芑舒，临终之时不是对子孙交代后事，而是吟诵“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又如，元代文学家程钜夫也吟咏：“读书不求官，为乐得其真。”在商品经济繁荣、地域社会兴盛的背景之下，“学而优则仕”已不再是宋元士人唯一的人生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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